马克思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囚禁(摘录)

马克思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囚禁(摘录)[1]

轰动一时的布尔韦尔家庭纠纷,在伦敦《泰晤士报》看来,已经通过友善的家庭协议而得到“圆满”解决,但实际上还远沒有平息下来。的确,尽管这场纠纷严重地涉及党派利益,首都各家报纸,除极少数外,都用尽一切办法通同一气保持缄默,以图暗中了结这一事件。要知道,爱德华·布尔韦尔爵士是那控制着伦敦新闻界的文化圈子的头目之一,这个圈子的控制甚至比党派关系还要专横,当事情闹到公开斗爭的地步时,文化界的先生们一般总是屈服于它的怒火之下。《晨邮报》第一个披露了布尔韦尔夫人的友人有意要求法庭审理的消息;伦敦《泰晤士报》仅仅转载了《晨邮报》的这条简讯;就连在文化界沒有地位因而完全不必为此担心的《晨报》,也只敢转载《索美塞特报》上的三言两语的报道。甚至帕麦斯顿,尽管有势力,一时也不能从他的文化界走卒那里挤出什么东西来;当布尔韦尔的儿子写的那封敷衍塞责的检讨书发表出来以后,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人身自由捍卫者都表示满意之至,不愿意再莽撞地干涉这一“沉痛事件”。托利党的报纸自然早就把自己满腔高贵的怒火发泄到克兰里卡德勋爵身上,而多少受到曼彻斯特学派95精神熏陶的激进派报纸,则唯恐给当今政府惹麻烦。可是,除了正派的或自命正派的首都报纸以外,还有不正派的报纸。这种报纸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后台老板,这些人根本无所谓文化界地位问题的约束,随时准备着利用自己特有的言论自由来发财,幷竭力抓紧一切机会在公众眼前显示自己是勇敢精神的唯一体现者。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本能一经激发,也就沒有必要再耍花招了。只要激起了公众的义愤,那时就连伦敦《泰晤士报》也会撕下矜持的面具,幷且(当然是抱着沉痛心情),把“社会舆论”的判决甚至加到爱德华·布尔韦尔-利顿爵士这样的文化把头身上,借此打击得比政府。

目前事态的演变正是这样。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暗示过的116,帕麦斯顿勋爵是这场戏的幕后导演;用法国人的话来说,现在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了。

伦敦一家周刋写道:“据传,在整个事件中,为布尔韦尔-利顿夫人出力最多的是帕麦斯顿夫人。……”

事情的眞相常常只有通过迂回曲折的政治倾轧方式才能在英国报端的一个角落里透露出来。对于一件眞正的凶恶行为所持的似乎出自內心的义愤,归根到底不过是别有用心的装腔作势;呼吁社会主持公道不过是为了发泄私愤。至于那些大无畏的舞文弄墨的骑士,则不论布尔韦尔夫人是永远呆在伦敦的疯人收容所里,还是被人家比在圣彼得堡或维也纳更加巧妙、更加神不知鬼不觉地收拾掉,实际上他们都是毫不在乎的;要不是她运气好,被帕麦斯顿一眼看中,认为可以借她来作为分裂托利政府的工具,文化界因袭守旧的礼仪是会使她沒有任何可能进行申述的。

写于1858年7月23日

载于1858年8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562—564页

[1]1858年,英国作家、托利党人布尔韦尔-利顿爵士诬陷他的妻子、小说家罗西娜是疯子。她的儿子是阴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这是马克思就这件事写的通讯的前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