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英国知识稅的废除

马克思论英国知识稅的废除[1]

英镑、先令、便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摘录）（写于1853年4月20日左右）

格莱斯顿提出了自己的预算。……这个预算是阶级的预算，是由贵族执笔写出的资产阶级的预算。……

……

第四，广告稅从1先令6便士降低到6便士。这又是一个可怜的治标办法的典型。旣然已经放弃了1先令，那就找不出任何一个合理的根据来说明有保存6便士稅的必要了，因为征收这6便士稅的机构臃肿，花钱很多，它本身就会把从这种稅收中所得到的全部收入消耗干凈！其实，很可能是因为不愿意取消所有那些与这种稅收有关的职务和位置。只刊登广告的报纸附刊可以免稅。所有这两条都是对资产阶级的让步，但由于保留了报纸的印花稅，今后仍然大大妨碍民主敎育的推广。据此，这位财政大臣就说：“现有的报纸将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新的更便宜的报纸将不会产生。”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72—75页

预算（摘录）（写于1853年4月22日）

至于《泰晤士报》，它是从格莱斯顿先生关于取消报纸附刊印花稅的建议中唯一获得好处的一家报纸。《泰晤士报》在一星期內每天都出两个附刊，这样每星期就要付4万便士或大约166英镑3先令的附刊稅。由于格莱斯顿先生放弃这种稅收，所有4万便士将全部装入《泰晤士报》的钱柜。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塞卜洛士将被驯服成为羔羊，尽管格莱斯顿先生不会变成海格立斯。在大不列颠的整个议会史上，恐怕很难找到比格莱斯顿先生这种在预算中列入一条专门有利于报纸的项目来收买报纸支持的做法更不光彩的举动了。本来，取消知识稅主要是为了粉碎报界的利维坦的垄断。“献殷勤的”格莱斯顿先生从所建议的措施中抄袭来的东西，恰好使《泰晤士报》的垄断变本加厉。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83页

报纸附刊稅（写于1853年6月21日）

最近，格莱斯顿先生声明修改他所提出的关于广告稅的建议。他先前为了取得《泰晤士报》的支持，曾建议取消只登广告的报纸附刊稅。现在他被舆论吓住了，又建议免征所有第一次附刊的稅，以后每出一份附刊则征稅半便士。可以想见，《泰晤士报》是多么愤怒了，因为这么一变，就使它每年不是得到4万英镑的好处，而只有2万英镑的好处，同时，市场的大门还将为它的竞爭者敞开。这家一贯拼命保护知识稅，其中包括广告稅的报纸，现在对任何附刊稅都反对。但是它是可以得到安慰的：如果说，內阁在通过大部分预算后感到沒有必要再来讨好《泰晤士报》的话，那末曼彻斯特派95在预算中爭得了自己的一份之后也将不再需要內阁。这一点也正是內阁所担心的；预算辯论为什么占了整个议会会议的时间，恰好可以从这种担心中找到说明。格莱斯顿先生在把报纸广告稅从1先令6便士降低到1先令3便士的同时，又建议对刊印在很多书刊杂志后面的出版物的广告每份征收6便士的稅，这件事最能说明他善于挖东补西，公公道道了。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165—166页

《纽约论坛报》在下院（写于1853年7月5日）

诸君大槪还记得，联合內阁在4月14日表决废除广告稅的建议时曾遭到失败。7月1日，联合內阁在这个问题上又遭到了两次失败，就在这一天，格莱斯顿先生建议把广告稅由1先令6便士降为6便士，幷扩大范围，使广告稅适用于所有书刊和其他出版物上刊登的广告。建议取消现有一切广告稅的米尔纳·基卜生先生提出的修正案以109票对99票被否决。在这以后，当格莱斯顿先生的拥护者认为已经取得胜利，纷纷离开议院去出席宴会或宮廷舞会的时候，布莱特先生起来发了言，他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力的演说，反对征收知识稅，特别是反对征收印花稅和广告稅。我从他的发言中引用几段诸君可能感到兴趣的话。

“他〈布莱特先生〉说，他手里现在拿着一份篇幅大小同伦敦的任何一家沒有附刋的日报相同的报纸，他认为，这份报纸一点也不比在伦敦出版的任何报纸差。这份报纸的铅字比任何伦敦的日报都要讲究。纸张是上好的，完全符合报纸的一切要求。就印刷来说，未必有比它更好的了。它的材料比伦敦任何一家同样开本的日报都充实。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登满了广告。在这一号上登载的有：一篇关于美国美术协会的研究成果的长篇文章，一篇综合论述欧洲各种最近事件的社论，一篇关于渔场问题的辯论的社论，另外还有一篇他完全赞同的社论，这篇社论证明，社交宴会是社会的灾难。（座上喊声：“对，对！”笑声）他过去也曾看到过一些从风格的角度来看写得较好的文章，但是语调比这更贴切更有益的文章他是从来都沒有看到过的。此外，该报还载有以下一些文章：《欧游归来三日记》、《“亚洲号”轮船的到来》以及一篇欧洲新闻简述。从大不列颠收到的是～篇详细分析高贵的绅士[2]提出的预算的文章。这个预算的某些部分得到赞同，其他的部分沒有得到赞同，而牵涉到曼彻斯特学派的论点的部分则完全沒有得到赞同。（笑声）此外，还有关于斯托女士访问爱丁堡的报道，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关于裁缝的困难处境的长文，几篇来自希腊、西班牙和其他大陆国家的通讯，还有一篇文章专谈阿思隆的选举和女王陛下的法律顾问官被整整189票选入议会的事情——这件事对美国读者来说是非常有趣的！然后还有几栏简讯和一些非常周详的说明贸易和市场情况的表格。该报不断地反对酗酒和奴隶制度，他〔布莱特〕敢说：目前在伦敦恐怕沒有比这更好的报纸了。这个报纸的名称就是《纽约论坛报》；每天早上，它准时地出现在每一个愿意花费1便士买它的纽约工人的饭桌上。（座上喊声：“注意，注意！”）发言人要向政府提出下列的问题：为什么，为了什么有益的目的和为了什么财政的理由要使伦敦的工人付5便士才能买一份晨报，而他在纽约的直接竞赛者只要1便士就能买一份报呢？我们正在全世界的面前同美国公开进行竞赛；但是，如果我国工人被迫根本不看报，要看就得花5便士买一份，再不就是上小酒馆里去看，而美国的每一个工人只花1便士就能买一份报，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谈得上两国工人在平等原则上的竞赛吗？同样也很难说，根本不看价目表的英国商人能够象每天都能利用这种好处的商人那样顺利地经营自己的事业。（座上喊声：“对，对！”）……如果财政大臣要反对的话，那末发言人就要直截了当和毫不犹豫地告訴他，提出反对是因为自己內心里害怕出版自由；高贵的绅士曾说有财政困难，发言人说，这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掩饰內心的恐惧，唯恐人民有出版自由和比较广泛的政治情报来源。（座上喊声：“对！”）而死死抓住6便士的广告稅不放，硬说这一项稅收为补充印花稅所必需，只不过是因为害怕出版自由而已。”

接着克罗弗德先生建议用0便士这个数字代替6便士的数字。科布顿先生支持这个建议；幷且针对格莱斯顿先生所说的广告稅不会严重地影响报纸以低廉价格发行的话，提醒格莱斯顿先生注意霍拉斯·格里利对1851年讨论这个问题的委员会所说的话。

“格里利先生当时是大展览会的特派员之一，96是他的尊敬的朋友布莱特先生刚才引用的那份报纸的所有人。格里利在回答如果在美国实行广告稅将会产生什么后果的问题时曾说：这项稅收将置美国的新报纸于死地。”

于是约翰·罗素勋爵起来发言，他用相当生气的语调说，在这么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企图取消已经通过的决定，这未必是诚实的做法。显然，约翰勋爵忘记了：正是在这个关于广告稅的问题上，他的同僚们曾经被总共只有40票的多数击败，而现在也只得到10票的多数。尽管约翰勋爵就“宪制”严格性说了一番训词，格莱斯顿关于每个广告征稅6便士的建议仍然以68票对63票被否决，克罗弗德先生的修正案则以70票对61票被通过。迪斯累里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表决时是同曼彻斯特学派站在一起的。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198—200页

英国报刊的消息（摘录）（写于1855年3月20日）

前天《泰晤士报》又以下列“可靠”消息蒙骗读者：还在3月19日以前就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强攻。这种从无可救药的悲观绝望到建立在迷信基础上的愉快乐观的突然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泰晤士报》开始它的克里木战局来反对已被推翻的联合內阁，以及在成立调查委员会的必要性问题上它说“可是，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97恰好是在这样的时候，即格莱斯顿建议废除印花稅和减轻那种邮资是一便士的报纸的重量，因而对它的垄断造成了威胁的时候；他建议把这个重量限制为4盎斯，也就是比一份《泰晤士报》的重量还轻。格莱斯顿刚被推翻，他的继任人乔·康·路易斯爵士就撤回了这个法案，同时《泰晤士报》希望一切都能照旧，因此突然放弃了它对克里木事件的忧郁看法，而代之以一幅动人心弦的、闪耀着胜利希望光芒的图景：仅仅在三个月以前这家报纸还对它致悼词的那支军队在这里又活动起来了。今天《泰晤士报》的情绪又转为忧郁，因为昨天乔·康·路易斯爵士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又提出了废除报纸印花稅的法案。《泰晤士报》大声喊道：这是往事述评文作者对新事物的憎恨！大家知道，路易斯过去是《爱丁堡评论》杂志的发行人。

一旦下院详细阐述这个法案，我们再来谈这个法案；现在我们只指出一点：这个法案是对曼彻斯特学派的让步，而这个学派的功绩就是孜孜不倦地鼓吹在报刊方面实现竞爭自由。帕麦斯顿內阁对曼彻斯特学派的让步是企图博得好感以防解散下院和进行新的议会选举。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159页

报纸印花稅（写于1855年3月27日）

昨天下院二读通过了废除报纸印花稅的法案。这项法案的主旨如下：（1）取消强制的报纸印花稅。（2）在盖了印的纸上印刷的定期刊物象以往一样，享受免费邮寄的特权。第三条是有关邮寄印刷物的范围，最后还有一条规定，在盖了印的纸上印刷的报纸应当提交保证金以防因造谣中伤而可能引起的诉讼。为了说明报纸课稅的旧制度，只要举出一两个例子就够了。在伦敦，出版日报至少需要5—6万英镑的资本。全部英国报刊，除了少数例外，掀起了反对新法案的一个最下流无耻的运动。难道还需要其他证据来证明旧制度是对现有的报刊的一种保护制度，是对以自由精神创作的作品的一种禁止制度吗？在英国，出版自由直到现在仍然是资本的无上特权。少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周刊（当然谈不上出版日报），依靠为了总的目的而作出与大陆工人完全不同的牺牲的英国工人的每周捐款，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生存。英国出版界的庞然大物——《泰晤士报》——悲喜交集地大声疾呼为保卫社稷和家园，为自己的切身事业而奋斗，也就是为报纸的垄断而奋斗，同时，它时而谦逊地把自己同德尔斐神灵作比较，时而断言在英国只存在一个唯一値得保存下来的机关即《泰晤士报》，时而自命为世界新闻界的统治者和——用不着什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98——欧洲所有新闻工作者的保护人。

《泰晤士报》的所有这些“大话”在下院的昨天会议上怪人德拉蒙德的发言中遭到了应有的驳斥，德拉蒙德说：

“现在的报刋是商业企业，不是什么别的东西……瓦尔特之流的先生们〈《泰晤士报》的主要股东〉自然有同布莱特先生开设棉纺织厂一样的权利来开设政治性的废话工厂……《泰晤士报》比它的竞爭者更善于经营。瓦尔特之流的身边经常有一帮狡猾的人——开业多年的律师和类似他们的人，这些人随时准备对任何问题表示赞成或反对。例如巴恩斯、奧塞哲、斯梯林、德兰恩、莫利斯、娄和戴森特先生们就是这样的人。所有这些绅士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而不善经营的愚蠢报纸，例如《纪事晨报》，则投靠一个固定的党派。一种报纸渐渐成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另一种报纸则渐渐成为得比派的机关报等等。当皮尔派兴盛的时候，它的报纸也兴盛，但是只要皮尔派一不顺利，他们的报纸也就不顺利。不在行的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眞正的艺术——这里《泰晤士报》也显示了它的技能——在于雇佣一大帮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绅士，幷强使他们写稿。自然，不能责难这些先生中间任何一个人的不彻底性；假如他们每一个人始终坚持同一种观点，那末，这些新闻工作者中每一个人单独说来是十分彻底的；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部凑合在一起，则不得不承认，世界上再沒有比这更不彻底的了。新闻界的眞正美德看来是遵守这样的原则：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文学方面个人应表现正派，集体则应表现不诚实。这种原则很有用，《泰晤士报》经常使德拉蒙德想起他的一个佃农，他曾叫这个佃农排干一块沼泽地。佃农说：‘决不！请不要排干这块地吧！下雨天在这块地上能长出一些喂牛的东西，如果长不出什么喂牛的东西，那末会长出一些喂猪的东西，如果连喂猪的东西也一点长不出来，那末总会长出一些喂鹅的东西来的。’至于谈到报纸的叛卖性，那末这里有关于《泰晤士报》的直接证据，拿破仑在谈到《泰晤士报》时曾经说道：‘他们给我寄来了《泰晤士报》，下流的《泰晤士报》，波旁王朝的报纸。’在奧马腊的一本书里肯定地说，《泰晤士报》每月从他那里得到6000法郎。奧马腊持有由报纸出版者签名的正式领钱收据。奧马腊还说，拿破仑在被放逐到厄尔巴岛前曾收到各种报纸，其中包括《泰晤士报》关于著文保护他的建议。拿破仑拒绝了这些建议，但是后来他对自己的决定后悔了。”

对于上述情况，我们只补充一点，即《泰晤士报》于1815年曾坚决主张把它称之为欧洲蛊惑宣传头目的拿破仑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幷判处枪决。而在1816年，这家报纸却力图使北美台众国“这个胜利叛乱的极危险的典型”重新置于英国的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179—181页

报纸印花稅（写于1855年6月18日）

废除报纸印花稅的新法令在上星期日得到了女王的批准幷从6月30日起开始生效。根据这个法令，报纸印花稅只向那些由邮局免费递送的报纸征收。在伦敦的各家日报中只有《先驱晨报》宣布把每号的定价从5便士降到4便士。相反地，在周报中却已经有许多家报纸，例如《劳埃德氏周刊》、《雷诺新闻》、《人民报》等报纸宣布把每号定价从3便士降到2便士。有消息说，伦敦还将出版一种和《泰晤士报》同样大小的日报《信使电讯报》，每号定价2便士。伦敦目前出版的每号定价2便士的新的周报有：《舵手》（天主敎报纸）、《泰晤士画报》和查理·奈特先生的《城乡新闻》。最后，威洛特先生和列哲尔先生宣布，他们要在伦敦每周出版《便士时报》（定价1便士的报纸）。然而由于废除报纸印花稅，地方报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仅仅在格拉斯哥一地就将出版4种定价1便士的日报。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到目前为止每星期只出版一次或两次的报纸都将改成日报，每号定价3便士、2便士和1便士不等。使地方报刊摆脫伦敦的控制，使报业分散经营，这实际上是曼彻斯特学派在它顽强而长期地反对报纸印花稅的运动中的主要目的。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341—342页

纸张稅（摘录）（写于1860年8月7日）

格莱斯顿先生提出的把纸张关稅降至消费稅的水平——另增少许的关稅附加稅以弥补消费稅可能发生的不妥——的决议，以33票的多数通过。但是下院完全以自己的风格做了这件事。这里有舞台，有斗士及其侍卫，但沒有稍微値得一提的观众。还在战斗开始之前，它的结局就已经知道，公报亦已发表。因此，公众是漠不关心的。谁都知道，联合起来组成所谓“大自由党”99的党派控制着议会的多数，因此，只有多数人队伍发生分裂，內阁才会失败。但这一点已由帕麦斯顿勋爵事先把形形色色的自由派议员召到他官邸中而得到调解。决议本身出自內阁中的曼彻斯特派，而帕麦斯顿勋爵也只是保证把格莱斯顿先生的决议提升为內阁的决议才得以保住了格莱斯顿先生和米尔纳·基卜生先生的支持。他曾经在通过关于取消纸张稅的法案时使用手段，骗过他们。这一次，他们强迫他遵循一定的行动路线。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