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摘录）

1861年5月10日于伦敦

在柏林还访问了弗里德里希·科本。发现他絲毫沒有改变。只是发胖了，而且有点“难看”了。我跟他单独在一起喝了两次酒，对我说来眞是一大乐事。他赠送给我两卷他所著的《佛陀》——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我从他那里还了解到，察贝尔这个无赖及其一伙是怎样霸占《国民报》的。

原先这家报纸是在1848年通过发行一次全部付淸的股票的办法创办的（但是沒有订正式合同，只是口头商定）。缪格、科本等人为此出了不少力。鲁滕堡是作为总编辑加入的，跟他一起幷受他领导的有察贝尔，最后是担任总务主任的犹太人沃尔弗[1]。该报由于采取庸俗的温和态度和百般讨好议会左翼133，不久就得到很大的发展。鲁滕堡被他的伙伴们用不知是眞实的还是虚构的理由排挤了出去，他们说他使报纸采取了过于保守的方针，幷且接受汉泽曼的“赏钱”。察贝尔把一个同伙引进编辑部来代他写东西，而他本人则到各种不同的啤酒店去同市侩们交谈，为报纸日益增长的声望操心。政变（曼托伊费尔的）134和以极粗暴方式一直持续到1850年底的对报刊的各种强制措施，为不召开任何股东会议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借口。

在这期间，这家只是由于革命报刊遭到彻底镇压和确立了辛凯尔迪一施梯伯制度才得到适当生存条件的报纸，在市侩心目中提高了声望。它变得赢利了，因此在1852年前后有一部分股东坚决要求提出报告和召开全体大会等等。这时，犹太人沃尔弗和候补神学家察贝尔把其中最固执的拉到一旁，秘密地告诉他们说，为了不使报纸遭到毁灭，对它的财务状况无论如何要保持完全沉默，因为它已濒于破产。（其实，最初牌价是二十五塔勒的报纸股票，到这时已经是一百塔勒了。）因此希望他们不要迫使报纸以任何方式暴露自己的财务状况。但是出于对他们（即最固执的股东）的特别尊敬，作为例外，将退给他们股金，以收回股票。这样就使最危险的股东心满意足了。这种滑稽剧重演了好几次。但是，这些被收买了信任的人中大多数只得到——看他们消极抵抗的程度而定——他们原来投资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相当大一部分昏庸老朽的自由派至今分文未得，而且也未能爭取到提出报告。他们由于害怕《十字报》而默不作声。犹太人沃尔弗和候补神学家察贝尔通过这种骗术，成了拥有“余钱”的庸俗自由派的显贵。可惜我过去对这些事情全不知道。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67—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