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

三、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

这时我们收到了赫希柏格的《年鉴》，里面载有《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这篇文章，如赫希柏格本人对我所说的，正是苏黎世委员会的三个委员[4]写的。这是他们对过去的运动的眞正批判，因而也就是新机关报的眞正纲领，因为报纸的方针是由他们决定的。

文章一开头写道：

“拉萨尔认为有巨大政治意义的运动，即他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在约翰·巴·施韦泽的领导下，已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

我不去考察，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在这里，专对施韦泽提出的谴责是在于：施韦泽使这里被看做资产阶级民主博爱运动的拉萨尔主义堕落为产业工人爭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爭[5]；其实他是加深了运动的性质，即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者的阶级斗爭的性质。其次谴责他“抛开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那末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党的愿望，而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党，那末这完全是为了挑起爭吵。

拉萨尔的党“宁愿作为一个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讲这种话的先生们，自己就是作为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政党中的党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党中占居显要的职位。这是一件绝对说不通的事。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末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职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公务上的地位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居显要的职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

这样，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眞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点，它首先必须抛弃粗鲁的无产阶级热情，在有敎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第85页）。那时，一些领袖的“有失体统的态度”也会让位于很有敎养的“资产阶级的态度”（好象这里所指的那些人外表上的有失体统的态度，在可以谴责他们的东西中幷不是最无足轻重的！）。那时就会

“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许许多多拥护者。但是这些人必须首先爭取过来……以促使宣传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重视爭取群众的工作，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大力〈1〉进行宣传”。因为“党还缺少适于在帝国国会中代表它的人物”。但是，“最好甚至必须把全权委托书给予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眞研究有关问题的人。普通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因此，选举资产者吧！

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敎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一切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爭取过来。

如果我们打算爭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们中对我们怀有善意的分子，我们就千万不要吓唬他们。于是苏黎世三人团以为，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人宽慰的发现：

“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这样，如果占选民总数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五六十万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选民都非常有理智，不致于用脑袋撞墙壁，不致于以一对十地去进行“流血革命”，那末这就证明。他们永远不容许自己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爭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在某个时候又重新表现得那样沒有敎养，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变170，那末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当象“爱好街垒战的无赖”（第88页）那样参加斗爭，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拆除街垒，必要时就和光荣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鲁的和沒有敎养的群众进军。如果这些先生们硬说他们不是这样想的，那末他们是怎样想的呢？

好戏还在后头。

“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愈是平靜、客观和愼重，就愈不可能重复目前〈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时候〉得到成功的步子，而自觉的反动派拿对赤色幽灵的恐惧吓唬资产阶级时就是利用这种步子的。”（第88页）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怀有一絲一毫的恐惧，必须淸楚明白地向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它实际上是幷不存在的。但是，赤色幽灵的秘密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他们自己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的生死斗爭的恐惧，对近代阶级斗爭的必然结局的恐惧，又是什么呢！如果取消了阶级斗爭，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

因此，就让党以温和驯顺的态度来证明，它永远放弃了给实行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了借口的“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吧。如果它自愿地许下诺言，说它愿意在反社会党人法所允许的范围內活动，那末俾斯麦和资产者就会十分客气，取消这个已经成为多余的法律！

“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们”，我们幷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在开始考虑实现较远的任务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末我们的工作就够做许多年了。”

这样，“现在被我们的太高的要求吓跑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就会大批地来投靠我们。

纲领不应当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限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在一生中奉行它，而只是为了遗留给儿孙们。而暂时“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怜的补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工作，而同时又不致吓倒资产阶级。在这里，我眞要颂扬“共产主义者”米凯尔了，他为了证实他坚信几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崩溃，就极力从事投机事业，尽力促进1873年的崩溃，从而确实为准备现存制度的垮台做一些工作。

对良好的风度的另一种损害，就是对于“只是时代的产物”的“滥设企业者的过分的攻击”；因此“最好是……不要再辱骂施特鲁斯堡及其同类人物”。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时代的产物”，而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充分的理由，那末对任何人的攻击都应当中止，一切论战、一切斗爭我们都应当放弃；我们应当平心靜气地忍受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我们不应当加上利息偿还他们的脚踢，反而应当怜悯那些可怜虫。

同样，拥护巴黎公社的行动也有一个害处：

“使那些否则会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离开了我们，而且总的说来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其次，党“对于十月法律的施行幷不是完全沒有责任，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

这就是苏黎世三个检查官的纲领。这个纲领沒有任何可以使人发生误会的地方，至少对我们这些从1848年起早就很熟悉所有这些言辞的人来说是如此。这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爭，而是企图爭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幷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爭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1848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如民主共和国对前者来说是遙远的将来的事情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对后者来说也是遙远的将来的事情，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绝对沒有意义的；因此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对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爭也是如此。在纸上是承认这种斗爭的，因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实际上是在抹杀、冲淡和削弱它。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工人党，它不应当招致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应当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大力进行宣传；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幷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实现的远大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巩固旧的社会制度，因而可以把最终的大崩溃变成一个逐步实现的和尽可能和平进行的瓦解过程。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任何事情发生，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人在1848年和1849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旣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走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內，但是历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

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內容，那末在《共产党宣言》中《德国的或“眞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里已经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阶级斗爭被当做一种不快意的“粗野的”事情放到一边去的地方，当做社会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眞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

在至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爭着的无产阶级幷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淸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眞正的启蒙因素。但是，这对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来说是谈不上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都沒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沒有能够促进启蒙的眞正的事实材料或理论材料。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所有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幷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敎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沒有弄淸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原则就是拿自己沒有学会的东西敎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启蒙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象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种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末他们是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在一定的条件下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末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幷且要淸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旣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说党简直是受了阉割，再沒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爭，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爭，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爭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敎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幷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

这封信是为德国的委员会的全体五名委员171和白拉克写的……

我们不反对让苏黎世人也看看这封信。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368—384页

马克思致弗·左尔格（1879年9月19日）（摘录）

情况是这样：倍倍尔写信给我们，说想在苏黎世创办党的机关报[6]，幷要求把我们的名字列入撰稿人之中。他们准备提名希尔施当编辑。对此我们表示同意，于是我就直接写信给希尔施（他当时在巴黎，此后再度遭到驱逐172），要他同意当编辑，因为只有他能使我们相信：这帮左右《未来》杂志等等，甚至已经开始钻进《前进报》的博士、大学生等等和这伙讲坛社会主义坏蛋将被撇开，党的路线会得到严格执行。但是结果希尔施发现在苏黎世有一个马蜂窝。五条汉子——赫希柏格博士（宗內曼的表弟，是靠自己的钱捐资入党的，是个温情脉脉的沒出息的人），他的秘书小犹太伯恩施坦，好心的庸人卡·奥·施拉姆，还有莱比锡派来的菲勒克（也是个庸俗不堪的无知之徒，德国皇帝[7]的非婚生子）和柏林商人辛格尔（大腹便便的小资产者，几个月以前来访问过我），这五条汉子，经莱比锡最高领导批准，宣布自己为筹备委员会，幷指派三人团（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卡·奧·施拉姆）为苏黎世管理和监督编辑部的委员会，三人团也就应当是初审级，而倍倍尔、李卜克內西和德国领导中的其他一些人则是他们上面的最高上诉审级。希尔施首先希望了解，由谁来提供经费；李卜克內西写信说，由“党加赫希柏格博士”；希尔施剝去粉饰的词藻，一针见血地指出经费就是“赫希柏格”提供的。其次，希尔施不愿服从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卡·奧·施拉姆三人团。这一点他更加有理由，因为他写信要求让他了解情况，伯恩施坦对他的信却报之以官僚主义的呵叱，谴责他的《灯笼》——怪事！——极端革命等等。经过长时间的通信（李卜克內西在这当中起了幷不光彩的作用）之后，希尔施拒绝担任编辑；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说，我们也拒绝撰稿，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拒绝给《未来》（赫希柏格）和《新社会》（维德）撰稿一样。这些家伙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实践上毫不中用，他们想把社会主义（他们是按照大学的处方来炮制社会主义的），主要是想把社会民主党弄得温和一些，把工人开导一下，或者象他们所说的，向工人注入“启蒙因素”，可是他们自己只有一些一知半解的糊涂观念。他们首先想提高党在小市民心目中的声望。这不过是些可怜的反革命空谈家。总之，周报[8]在他们的监督下和在莱比锡人的最高监督下（编辑是福尔马尔）在苏黎世出版（或将要出版）。

……

一旦“周报”——党的机关报——沿着赫希柏格的《年鉴》所开创的道路前进，我们就将被迫公开反对这种糟蹋党和理论的行为！恩格斯已草拟了给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当然，只在德国党的领袖中间內部传阅），这封信直截了当地陈述了我们的意见。

议会制度已经使他们变得多么愚蠢，只举下面一件事实，你就可以看出：他们指责希尔施犯了大罪，为什么呢？就只为凯泽尔这个无赖发表了关于俾斯麦的关稅政策的可耻演说，因而希尔施在《灯笼》周刊上稍微刺了他一下。他们说，这怎么行，因为是党，即党的极少数国会议员授权凯泽尔这样说的！这样对这些少数人来说是更大的耻辱！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遁词。他们允许凯泽尔代表他自己和他自己的选民去讲话，就确实够愚蠢的了；何况凯泽尔代表党讲了话。不管怎样，他们已患了议会迷病症，竟认为他们自己是超乎批评之上的，幷且把任何批评斥为大逆不道！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388—391页

恩格斯致奧·倍倍尔（1879年11月14日）（摘录）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不管希尔施对凯泽尔的抨击在议员当中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些抨击反映出凯泽尔的不负责任的发言在国外德国的和非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所造成的印象。现在终于应该懂得，我们不仅要在自己家里，而且还要在欧洲和美洲的面前维护党的声誉。

因此，我要谈谈报告173。不管报告的开头多么好，不管它对保护关稅问题辩论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多么头头是道，但是在第三部分中向德国庸人的让步却是多么令人不愉快。[9]为什么要写那么一段关于“內战”的完全多余的话？为什么要迎合“舆论”（这种“舆论”在德国总是啤酒馆里的庸人的舆论）？为什么在这里要把运动的阶级性完全抹杀？为什么要让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拍手称快？而且所有这些让步完全是徒劳。德国的庸人是懦弱的化身，他们只尊重那些威吓他们的人。[10]而那些想取悦于他们的人，他们认为和自己是一样的，他们对这些人的尊重不会超过对自己的尊重，就是说，毫不尊重。现在，普遍认为啤酒馆里庸人们的愤怒的“风暴”，即所谓舆论，已经重新平息，加之捐稅的重担已把这些人压倒，在这样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说这些甜言蜜语呢？眞该让您知道这件事在国外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爭的中心的人来编辑，这当然很好。但是，假如您在国外住上半年，那末，您对党的议员向庸人表示的这种完全不必要的妄自菲薄，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公社失败以后袭击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狂风暴雨，完全不同于德国诺比林事件174后的嚎叫。然而法国人表现得是多么骄傲和自豪啊！您可曾见过他们这样软弱，这样恭维敌人？当他们不能自由讲话时，他们就沉默，而让庸人去尽情地喊叫，他们知道，他们的时代是会再来的，而这个时代现在已经来到了。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395—397页

恩格斯致约·贝克尔（1880年4月1日）（摘录）

我担心，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在当前应该保持的组织形式问题上会产生错误看法。我不反对那些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人来担任领导，因为沒有别的领导。但是，他们不能够要求，而且也得不到老的党领导所能要求的绝对服从，而老的党领导正是为了这个目的选出来的。在目前沒有报纸、沒有群众集会的条件下，尤其如此。现在，组织在外表上越是松散，它在实际上就越是坚强。与此相反，人们却要保存旧的体制：党的领导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虽然沒有代表大会来纠正领导的错误幷在必要时罢免它），谁要是触犯了领导人之一，谁就是叛逆者。在这种情况下，其中比较优秀的人自己就会意识到，他们中间也有各种各样无能而且不完全纯洁的人。确实，他们除非是目光过于短浅才会看不到，不是他们在对自己的机关报发号施令，而是赫希柏格借助于自己的钱袋在发号施令，而他的庸人朋友施拉姆和伯恩施坦则同他串通一气。据我看，老的党及其原先的组织正在结束。如果欧洲的运动，象预期的那样，很快重新活跃起来，那末德国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就会投入这个运动，1878年的五十万人175将成为这些群众中有训练的、有纪律的核心，而继承了拉萨尔派传统的旧的“严格的组织”，到那时将成为一种障碍，但是，它即使能挡住车轮，却挡不住滚滾洪流。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所做的一切，只会使党陷于瓦解。第一，他们强迫党经常保持着老的宣传员和编辑，为此又把一大堆报纸强加于党，这些报上除了蹩脚的资产阶级小报上的东西以外，沒有别的货色。而工人们竟应该长期忍受这一切！第二，在帝国国会和萨克森邦议会中，这些领导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得如此温顺，使自己和党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他们向现任政府“积极”建议在各种细小问题上怎样做得更好一些，等等。而被宣布为非法的、被捆住手脚听任警察当局恣意摆布的工人们，却应该认为这样就是眞正地代表他们！第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庸人的小资产阶级性，得到这些人的赞许。他们在每一封信里都对我们说，决不要相信似乎在党內出现了分裂或产生了意见分歧的说法；但是每一个从德国来的人都肯定地说，领导的这种做法把大家完全弄糊涂了，在那里大家根本不同意这种做法。由于我们的工人们具有已卓越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品质，情况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德国的运动的特点是，领导的一切错误总是由群众来纠正。当然，这一次也会是这样。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417-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