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普鲁士状况（摘录）

如果粗略地读一读1850年一月宪法的第二篇，即论述“普鲁士人的权利”、论述这些普鲁士的所谓人权的那部分，那末乍看起来它那里的条文是相当动听的：

“……每一个普鲁士人都有权利以口述、书写和印刷的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

可是，如果你从这些写在纸上的“普鲁士人的权利”转过来看看它们体现在现实中的可怜样子，那末你就会充分认识到——如果你过去从未有过絲毫认识的话——理想和现实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何等惊人的矛盾。你每迈一步，甚至只是走动一下，都要受到万能的官僚制度这个纯粹普鲁士土生土长的第二天神的干涉。沒有当局的许可，你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买卖、不能敎书、不能学习、不能集会、不能开工厂、不能迁徙，什么都不能做。至于科学和宗敎的自由、取消领主裁判权、废除等级特权、消灭限嗣继承制和长子继承权，所有这一切都纯粹是瞎说。在所有这些方面，普鲁士在1847年要比现在自由。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呢？原来普鲁士宪章所恩准的这一切自由受到一个重大保留条件的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內”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它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时候制定下来的，而不是随着普鲁士宪法的诞生问世的。

两院定于本月21日举行联席会议，届时亲王将要求它们“承认摄政的必要性”。……同时，为了打消无益的热情，查封若干家报纸就提上了日程。如果注意到这些触犯律条的报纸的温顺和善的特点，那只能对此感到莫大遗憾。这些报纸中最出名的要算《人民报》和《国民报》；后者曾靠着它那体面的平庸、怯懦的退让和纯普鲁士式热情的洋溢，设法渡过了反革命大风暴，幷且把运动（对运动的危险的极端行动，它非常明智地未予同情）的可怜的残余，变成了叮当作响的银钱。经过洪水浩劫之后，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比世界洪水发生以前的祖先，外貌长得较为悦目，尺寸变得较为适度了。社会的形成过程也受同一个规律的支配。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禁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如果必须把柏林报界的侏儒看做是德国革命的合法代表，看做是它的最终的体现者，那末德国革命本身的渺小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不管怎样，这些报纸的编辑们虽然不是什么英雄，甚至也不是什么普通的战士，但至少是善于推测的能手。他们感到正在发生某种动乱，作为他们那种冒牌自由主义所必需的背景、幷且赏识他们的货色的那个政治体制，正在迅速垮台。因此，他们为了使自己的主顾相信他们确实在守着岗位，就大胆地发出些低声的牢骚和埋怨的叫声。他们当然不咬人，甚至也不汪汪大叫。他们现时的全部胆量就是把亲王捧上天。他们甚至还象《国民报》最近所做的那样，劝他任意动用国库；但是——这也是事情最滑稽的地方——他们对亲王的尙未见诸事实的政绩的那一番吹捧，全都变成了对曼托伊费尔內阁的旧日施政的谴责。他们预先给亲王以信任，这使亲王感到恼火；他们事后对內阁表示不信任，这又激怒了內阁。但是，要想恰当地评价他们，就必须去读他们的大作的原本。用任何一种别的语言，甚至用至少发着独特的臭气的十二月式的法语，也表达不出他们叨念的那套无聊乏味、又臭又长的废话。也许有人以为他们只是在讲隐语，因为他们是在同警察捉迷藏；可是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们讲的都是他们所要说的，只不过极巧妙地按照自己的利益把顺逆两种方法配合起来使用罢了；他们在浩如沧海的白水里只注入微乎其微的一滴药剂。另一方面，內阁大臣们似乎知道这样一种地质现象：水的不断作用能把最坚硬顽强的岩石冲毁而化为碎石。使他们恼火的与其说是这些谨小愼微的聪明人的吞吞吐吐，倒不如说是似乎由这些人所反映的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所以他们使用那一向近视的官僚方法，为了打驴背上的袋子——即公众舆论——而去打驴子。标志着新政权的开端的重新查封报纸，按照保皇党人的说法，是乱哄哄地表示对亲王寄予希望所应得的回答。

写于1858年10月16、19日载于1858年11月3、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654—655、657—6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