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福格特先生（摘录）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摘录）[1]

我在1842—1843年编辑过旧《莱茵报》，这家报纸同《总汇报》进行了殊死的斗爭。1848—1849年，《新莱茵报》重新展开了这一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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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总汇报》刊登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至少在英国政治这类中立性的问题上是这样，此外，这是唯一超出地方意义的为国外所知的德国报纸。在海涅发表过《巴黎来信》，法耳梅赖耶尔发表过《远东来信》122的同一家报纸上，李卜克內西可以安然地发表他的伦敦来信。

这位“圆满的人物”说：“如果我沒有弄错，用金钱或别的利益促使人的言行违背他的信念，就是收买”（同上，第217页）。[2]

因此，一个人的信念如果允许他出卖自己，那末这个人是不可能被收买的，而信念与此相矛盾的人也不可能被收买。例如，如果巴黎內阁的外国报刊部愿意以半价、半价的半价、甚至免费向瑞士报刊提供价値250法郎的巴黎的日报《石印通讯》，幷提请“善意的编辑部”注意，他们一定还会“按成绩”每月领取50、100或150法郎的补贴，那末，这决不能说是收买。谁也沒有强迫其信念同每天的《通讯》和每月的津贴相矛盾的那些编辑部接受《通讯》和津贴。难道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或拉·格隆尼埃尔、或阿布、或格朗基奧、或布耳埃、或《世纪报》的茹尔丹、或《立宪主义者报》的马丁和博尼法斯、或罗舍·达-达·阿尔伯，是“被收买”的吗？难道有过什么得到报酬的言行是同这些先生们的信念矛盾的吗？例如，福格特如果曾把几百本他的《研究》[3]免费供给一家过去与他为敌的瑞士报纸的代理人，难道这就是收买吗？福格特建议政论家根据他们的信念在他们所支配的报刊上撰稿，而由卡尔·福格特先生在日內瓦的机构支付稿费，无论如何，这种建议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情况是一家报纸付给自己的撰稿人稿费，另一种情况是某个第三者用来历不明的钱秘密津贴一些同他毫无关系的报纸的通讯员，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报刊的通讯员，福格特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这种混乱证明，德国的达-达多么深刻地“领会”了十二月二日的道德。123

《窝州新闻》是布朗施奈先生、拉德腊日阿兹先生和瓦得124的其他巨头们的机关报，一句话，瑞士西部铁路的机关报，就象《新苏黎世报》是苏黎世的波拿巴派和东北部铁路的机关报一样。在那次出名的奧朗铁路之爭中，有五个瓦得的政府顾问多次受到反对方面报纸的指责，说他们每人从巴黎的动产信用公司115——瑞士西部铁路的主要股东那里得到1万法郎的股票（20股），而他们仍然逍遙法外，举此一端，就足以说明《窝州新闻》的老板们是何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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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报》是法国国库出巨额资金于1859年在日內瓦创办的一家大型报纸。《希望报》的任务是宣传兼幷萨瓦和莱茵区，颂扬路易·波拿巴的民族解放者的救世主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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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讽刺性小报《波斯特伊里》正在不断恶毒嘲笑《希望报》这匹“瘦弱的驽马”，说它除了必须驮着巴考士普隆-普隆的轻巧的月桂冠以外，还得载上他的锡仑的“沉重的肚子”。

报刊如何精确地执行了波拿巴主义的策略，由下列事件可以看出。5月30日，日內瓦《希望报》号召通过全民投票将莱茵河左岸让给十二月政变的法国；5月31日，路易·茹尔丹在巴黎《世纪报》上展开了爭取兼幷莱茵的阵地战，6月初，《北部各省和加来海峡通报》把自己的重炮对准了比利时。在日內瓦的喉舌发出号召前不久，艾德门·阿布在《民论报》上声明，撒丁的扩张迫使皇帝不得不“占领萨瓦……换句话说，我们要关上自己的大门”，他接着说，如果德国统一的企图导致普鲁士的同样的扩张，“那末，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我们的安全幷占领莱茵河左岸，换句话说，我们要关上自己的大门”。这个轻率的守门人的追随者是头笨牛——《比利时独立报》的阿·阿·通讯员，约瑟夫·普留东和坐镇在土伊勒里宮的“天意”的专职女巫一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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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评论》本来是波拿巴派的官方杂志，是完全同《两大陆评论》相对立的，后者的撰稿人是一些文笔优美的人，即《辯论日报》的一些人、奧尔良派、联合派125以及法兰西学院敎授和法兰西研究院院士。旣然上述的最后那些官方人物不能直接调给《现代评论》，那就得设法把他们调离《两大陆评论》，以这种迂回办法迫使他们为波拿巴派的《评论》服务。但是，这一策略幷沒有取得应有的效果。《现代评论》的所有者甚至认为不能同拉·格隆尼埃尔先生强加于他们的编辑委员会共事。由于土伊勒里宮的能操腹语的人需要有发出各种声音的喉舌，所以《现代评论》变成了半官方的《评论》，而由拉·格隆尼埃尔强加的编辑委员会所编的《欧洲评论》则成了官方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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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报》的修道士、《民族报》的骑士、《民论报》的怂恿者、《独立报》、《纪事晨报》、《窝州新闻》等的不値钱的文人、……所有这一帮人都毫无例外地从一位圣上的金库中汲取灵感。

我不知道我的读者是否看过《笨拙》杂志，——我指的是伦敦的《喧声》。这杂志的扉页上的潘奇126是坐着的，他的托比狗闷闷不乐地站在他的对面，耳朵上夹着一只笔。二者都是天生的不値钱的文人的象征。如果允许以小比大的话，那就可以把福格特同丧失了自己机智的潘奇相比，——潘奇的这一不幸是在1846年同废除谷物法37一起发生的。但是，他的同伴托比狗只能用来同他本人或爱德华·梅因相比。如果爱德华·梅因某一天眞的死去，他幷不需要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生。托比已经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考虑好这件事了。我决不想肯定说，爱德华·梅因在画家创作扉页上的花饰时作过模特儿。但是，无论如何，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人和狗竟这样地相似。不过，这幷不奇怪。爱·梅因生来就是个不値钱的文人，而天生的不値钱的文人就是托比。爱·梅因一向喜欢把他伶俐文笔下的丰富产品坚持献给党组织书籍出版机构。127由于有了上峰赏赐的纲领，因而免除了独立思考的劳累；由于感到自己同多少是有组织的群众有联系，因而不再意识到自己还有欠缺；由于想到可得到的军费，因而暂时甚至忘记了托比职业上的郁闷。……福格特，这位把愿意“遵循他的纲领”、为他提供文章的“那些人”都招募起来，幷在他们面前挥动他的装满军费的钱袋的人，对于我们的爱德华·梅因，这位由于世道艰难无人愿付狗稅而成了丧家之狗的人来说，眞是来得适逢其时。托比一听说我打算破坏福格特的党组织书籍出版企业的信用，剝夺它的哈巴狗们的粗制滥造作品的酬金，就发出多么愤然的吠声啊！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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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奇特的短评，题目叫做：“被狗枪杀的人”。这篇短评很快就传遍了英国所有的报刊。看来，托比也懂得射击，因此，如果爱德华·梅因在《自由射手》上高唱：“我是效忠于摄政王129的射击手”，那是不足为奇的。

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一些隐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体的脏物排到太晤士河里。同样地，世界名城也通过一些鹅管笔把它所有的社会脏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垢纳污的大中心——《每日电讯》里。李比希正确地指出了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它弄脏了太晤士河水幷使英国失去了肥料。但是，掌管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的勒维，不仅对化学是內行，对炼金术也是內行。他把伦敦的社会脏物变成报上的文章，是为了随后把报上的文章变成铜，最后又把铜变成金。在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的大门上，用黑颜色写着：“此处……随意便溺！”[4]，或者象拜伦生动地翻译的那样：“行人，停下来小便吧！”[5]

象哈巴谷一样，勒维也是无所不能的。他能够就某一件强奸案写一篇三栏篇幅的社论。今年年初，他用臭气熏天的小块焖肉招待过他的为数众多的讲究饮食的读者。这块焖肉是用一桩诉讼案件的肮脏得使人作呕的细节巧妙地作成的，这些细节使得法官都不得不把法庭上的妇女和孩子们打发出去。不幸的是，勒维把一个完全无辜的人的名字拉扯进去，当做烹制焖肉的胡椒。由此引来了一桩控告他进行诽谤的诉讼，结果是英国法庭判他有罪幷公开谴责他的报纸。……

政治家们称《每日电讯》为“帕麦斯顿的黃色小报”，然而勒维的粪车装运政治只不过是当做压车物而已。而《星期六评论》杂志却一语道破了勒维的卖价一便士的报纸的特质，说它是“便宜而讨厌”。

这家杂志还这样写道：“致命的症状是勒维坚决要肮脏的东西而不要干凈的东西；为了给一篇龌龊的文章腾地方，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删去最重要的报道。”

然而，勒维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假正经。比方说，他对于戏剧中的猥亵描写严加指责，幷且攻击——他简直是监察官卡托的化身——女芭蕾舞演员们的服装上面太往下，下面太往上。由于这一类有关道德的攻击，勒维脫出小难而陷入大灾。啊，逻辑！——伦敦的一家戏剧杂志《演员》喊道，啊，逻辑，你的羞赧哪里去了？可不是，这个流氓大槪在暗中窃笑！……《电讯》成了主张舞台上妇女服装要得体的宣扬者！神圣的丘必特，往下会是什么呢？至少会是地震和出现耀眼的彗星。礼貌！谢谢你，犹太人，你敎会我这个词儿[6]象哈姆雷特劝告莪菲莉霞那样，《演员》劝告勒维躲进修道院，而且是躲进修女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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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维的鼻子的大本事在于对臭气具有深情厚谊，在数百里以外就能把它嗅出幷吸引过来。这样一来，勒维的鼻子就作为象鼻、触手、灯塔和电讯替《每日电讯》效劳。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勒维是用鼻子写他的报纸的。

……《电讯》只有一个通讯员住在柏林，他是被勒维的鼻子以惯有的绝技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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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全名是卡尔·阿贝尔博士。这位可爱的小伙子很长一段时间是施塔尔和格尔拉赫手下的《十字报》[7]的一名热情的奴仆，但是，随着內阁的更迭，他即使沒有改头换面，也改变了色彩。无论如何，变节者的令人厌烦的热情能够说明，为什么勒维的柏林通讯员认为，英国出版自由的存在只是为了他能够公开零售他对于霍亨索伦內阁的赞叹。因此，可以假定，除了伦敦有一个勒维，柏林还有一个阿贝尔，——一对高贵的兄弟[8]。

阿贝尔从一切可能的地方——从柏林、维也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斯德哥尔摩、彼得堡、香港等地向勒维提供他的货色，比德·梅斯特尔的“环绕我的房间的旅行”把戏更为高超。但是，阿贝尔给勒维写的东西不管标上什么地名，他总是用螃蟹作标志。同进两步退一步的艾希特纳赫的游行130不同，阿贝尔的文章是进一步退两步的。

“向下是攀登，向后是前进，就是螃蟹也不能更灵敏地在泥中跳舞”。

（波普）

阿贝尔具有一种向他的勒维报告大陆国家秘密的无可爭辯的才能。例如，《科伦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假定是谈俄国财政的，又假定是从《波罗的海月刊》上抄来的。阿贝尔等过了一个月，突然把《科伦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从彼得堡寄到伦敦，同时当然暗示出，即使不是沙皇本人，即使也不是俄国财政大臣，至少也是国家银行的一位经理在抽两支雪茄烟之间向他透露的秘密统计数字，同时得意地高呼：“我能够报道，等等”。或者官方的《普鲁士报》伸出了內阁的触角，比方涉及了冯·施莱尼茨关于黑森选帝侯国问题的私人观点。这次阿贝尔一刻也不耽误，当天就公开从柏林向他的勒维报告关于黑森选帝侯国的问题。一星期以后他报道说：內阁机关报《普鲁士报》刊登了如下一篇关于黑森选帝侯国问题的文章，“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请大家注意一星期以前的这事等等。或者他翻译《总汇报》上的一篇文章，譬如注明地点为斯德哥尔摩。然后，必然要加上这么一句：“我必须向您的读者们提出警告”，不是要他们警惕从《总汇报》上抄来的文章，而是警惕某篇沒有抄来的文章。当阿贝尔不得不谈到《十字报》的时候，他就划十字，祈求自己不要被人认出。

……

在阿贝尔的文风中，充满了世界名城的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每日电讯》不可或缺的特殊气味。当阿贝尔的通讯的香气、阿贝尔的学识及其同时从二十个不同纬度上写作的事业心使勒维特别感动的时候，勒维便把阿贝尔亲切而爱抚地称做他的“勤勉的臭虫”。[9]

十年来，德国报刊和美国的德文报刊对我进行了层出不穷的谩骂，我只在非常罕见的特殊情况下，即在象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那样关系到党的利益时，才在报刊上予以回答。据我看来，报刊有权冒犯作家、政治家、演员以及其他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如果我认为攻击是値得注意的，那末，我这时所遵循的格言是：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

写于1860年2月—11月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501、505、590—591、604、611—614、619、651—652、655—658、660—664、6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