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监护制度是民法典总则编和婚姻家庭编的重要内容。2016年10月18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则（草案）》第二节“监护”对未成年人监护作出规定，包括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及其范围、遗嘱监护、监护执行等内容。更多关于未成年人监护的规定，如监护事务、监护监督等将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具体细化。

未成年人监护立法被提升到民法典立法的高度。未成年人监护立法的法典化，意味着未成年人监护立法必须保持制度规范设计的稳定性和前瞻性，能反映未成年监护的问题和需求，以及预测未来的未成年人监护中的问题。要设计与法典性相匹配的监护制度，就必须对未成年监护立法的社会基础进行分析，了解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立法的社会文化土壤。(https://www.daowen.com)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为本位的伦理社会，未成年人的抚育以家庭抚育为主，即使在生父母缺位的情形下，也会由亲属网络、邻里乡里构建的基层社会抚育网络予以补缺。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基层社会抚育网络开始瓦解，国家主导的儿童福利体系尚未建立，留守儿童、非婚生子女、离婚家庭子女的抚育成为人们关注和学者研究的热点，也对我国未成年监护立法提出了挑战。因此，未成年监护立法必须反映我国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化和发展。在社会学里，这种变化和发展被称作社会变迁，即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组成要素的运动、变化和发展，^[2]本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对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的影响，以及现行未成年人监护立法在社会变迁中的应然回应，提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立法的调适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