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关照下的“君臣纲常”
《飞仙塔》前七回叙事重点在于阐述国家意识观照下的君臣纲常。这种君臣纲常体现在君主的爱才与贤明。曲本朱元璋插图前的“堂堂一世之圣主”，即为朱元璋这一帝王定下基本的形象底色，而在正文第三回“洪武排朝”“经理朝事”两折，通过朱元璋赐座刘伯温，与汤和、李文忠等众大臣共商国是的情形，从正面塑造了君王虚心纳谏、礼贤下士的形象。而这种君王形象在明清戏曲舞台上不胜枚举，如《鲛绡记·雪夜访贤》中赵匡胤在“瑞雪漫天，朔风似箭”之夜，前往重臣赵普家中，“定川广之策，取吴越之谋”，全剧使用《节节高》《声声慢》《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等16支曲牌，从正面刻画了一位“忧的是百姓苦，在御榻上心劳意攘”的君主形象。《灌园记·齐王祭贤》中则描写了平定国家内乱之后即位的齐王田法章，前去祭奠“负忠贞把纲常控”的太傅王烛，塑造了一位缅怀老臣、感怀先贤的君主形象。从这个层面而言，巴渝曲本《飞仙塔》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体现出了一种传统君臣观念的延续。
明代以来，统治者往往采用严苛的立法，不断加强与巩固君权，同时又推行礼法，朱元璋就明确地说：“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在这种政治环境背景的影响下，传统戏曲中涉及较多的是君臣关系，虽然晚明以来的心学思潮对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封建社会的文人，仍然对君权和一些宗法社会的道德秩序深信不疑。如王夫之说，“人不可一日无君”，“亲与我胥生于天地之间，无所逃于君臣之义”。君权的集中使君臣关系场中，君与臣相对平衡的关系失衡，而这种失衡在戏曲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在对君主形象的塑造上。儒家思想中理想的国家社会状态是：君主清明、臣子贤达，谦谦君子，秉承圣教，和顺小民，安分守己，社会各阶层，井井有条，安宁祥和。戏曲作品中“君臣”关系的书写成为封建社会家国意识中一种主要的社会关系。戏曲作品本应是丰富多样的，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人物关系、人物冲突的展现亦应是多层面的，但是在传统儒家道德伦理观念的影响下，戏曲作品中在人物关系的书写上，较多侧重于君臣关系。如《三国记》中刘备与诸葛亮、《千金记》与《歌风记》中刘邦与萧何、韩信，《灌园记》中齐王田法章与众臣，《浣纱记》中吴王与伍子胥等，而此类作品在川剧的舞台上亦不在少数，如《北邙山》《打双相》《双尽忠》《杨广入吴》等作品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君臣关系。这是传统儒家观念在戏曲文学中的渗透。《飞仙塔》除渗透传统的儒家君臣观念外，亦有较多独特之处，这种独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忠奸形象对立的消解。忠奸矛盾始终是传统戏曲中较为重要的书写焦点，甚至在一些作品中有意将君臣矛盾的叙事重心转化为忠奸斗争。如以“赵氏孤儿”为题材的戏曲作品主要有元杂剧《赵氏孤儿》、宋元南戏《赵氏孤儿抱冤记》、明代传奇《八义记》。而在明天启戏曲选本《万壑清音》之《八义记·赵盾挺奸》一折，则将晋灵公种种恶行归结于奸贼屠岸贾，矛盾焦点围绕赵盾与屠岸贾的忠奸斗争而展开。臧懋循本《赵氏孤儿》中虽然亦云“半由君也半由臣”，但是其中对君王的指责则较为含蓄、隐晦。曲文中体现的既有君臣矛盾，但又侧重书写了忠奸矛盾，突显了对奸臣的痛恨。这种书写固然将人物关系矛盾冲突集中展现，然而也体现出“好人愈好，坏人愈坏”，形成了单一化、扁平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折损了选本的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而《飞仙塔》一剧，显然有意消解忠奸形象的对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这是儒家传统君臣观念。在这种观念影响下，《飞仙塔》叙事焦点则应围绕忠与奸冲突而展开：以朱元璋之李文忠、刘伯温等大臣为忠的一方，以元顺帝之白元陀、王龙等大将为奸的一方。然而，前六回都没有围绕双方的斗争而展开，甚至于集中大量笔墨突显了白元陀、王龙“老迈蓬高数十春”“若论韬略赛周郎”的英武智慧。忠与奸不再是单纯的对立，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奸臣，其身上亦有许多闪光可取之处，这也使得该剧人物形象较为丰富饱满。
二是体现在臣子形象的塑造上。该剧塑造了一系列重臣的形象，通过这些角色，表达出了底层大众竭尽忠心，以天下为己任、忠心耿耿的思想，这种思想则是底层文人思想观念对川剧文学的渗透。如在该剧中刘伯温与李文忠插图题词分别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威风赫赫，烈烈将才”。而在第一折即交代了李文忠因“干戈未息，狼烟未平，元顺帝之臣白元陀生反”而忧心忡忡的形象。通过这些形象表达了士人强烈地展现自我追求功名的理想。就前七回而言，虽然亦提及君臣关系，但是作为君臣关系场的双方，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影响下，叙事的焦点往往集中于君王，而在君臣关系的书写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方往往是君王。但就《飞仙塔》来看，显然在君臣关系的书写上，关注焦点在于臣子一方。就“洪武排朝”“经理朝事”两出而言，单从回目看，叙事焦点似乎集中于作为君主的洪武大帝一方，然而这两出戏始终是围绕刘伯温、李文忠、汤和而展开。而该剧的另一个君王，元顺帝甚至都没有上场。
《飞仙塔》前七回主要情节关于君臣纲常而展开，就其思想实质而言，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存在诸多相悖之处。这种相悖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与巴渝地区曲本书写的文化土壤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虽然关于该曲本的作者无法确切考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巴蜀地区自古文风兴盛，有文人写戏的传统。从明嘉靖时期新都状元杨升庵编写剧本到乾隆年间罗江李调元改写“弹戏四大本”，从清末文人赵熙改编《情探》到民国士子黄吉安写《审吉平》《邺水投巫》《江油关》，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川剧曲本书写的文化背景。在这种文化背景映衬下，该剧亦较多反映了底层巴蜀文人的理想抱负。戏曲的本质就是对现实人生的书写，只是中国文人在传统“诗言志”“文载道”功利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失去了对自我主体性的观照。《飞仙塔》一剧在一定程度上将士人自我的主体性情感表露了出来，将剧作家对人生存在价值的反思融入了戏曲创作。剧作家通过戏曲创作释放自己现实生活的痛苦，实现自己的梦想，解构庄严的社会人生，从而也解放了自己的心灵。戏曲家通过作品中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主体性情，表达了他们对现实人生的理解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