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鸣凤》人物命运的悲剧表现
重庆市三峡川剧艺术研究传承中心 谭剑云
现代青春川剧《鸣凤》取材于巴金先生的小说《家》，其融合了剧本文学、声腔音乐、表导舞美等多种形式，苦心追求舞台呈现的整体诗意化，达到了意境美、情景美、视听美的和谐，使古老的川剧艺术在“鸣凤”的身上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剧作家隆学义先生撷取小说的精髓，深化情节细节，深入戏情戏理，深挖内心内涵，深刻人性个性，继承了原著对封建黑暗、制度罪恶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把悲剧性冲突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以求在痛失美好的凄婉悲剧之后，给人以划破黑夜、迎接晨曦的勇气。
全剧设置了两条叙事线索，以鸣凤的悲惨命运作为主线。鸣凤从驯服到不屈、从自卑到独立、从畏惧黑暗到为光明而抗争、从憧憬爱情到为自由而殉身的生命活力与命运脉动。既把“家”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细胞”来剖析，又把封建家长办“喜事”开场、办“丧事”告终作为历史的必然来昭示；既把历史的必然与其不可能实现之间，又把鸣凤的悲剧命运和抗争精神作为“虫虫飞”中一闪、一亮、一熄的一个典型来刻画。
在鸣凤的命运主线之外，全剧又以李驼背、王妈的暧昧情状烘托，以陈姨太、冯乐山的畸形关系来反衬，聚焦囚困于“家”中的鸣凤与觉慧的恋情：细致入微地书写他们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望，浓墨重彩地讴歌他俩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诗情画意般赞颂二人对爱情与理想的欲求。从而借助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同台比照，彰显角色所蕴含的命运悲情，让观众在对鸣凤的悲惨遭遇产生怜悯的同时，领悟主人公向往自由、追求理想而为爱殉情的悲剧精神的伟大与崇高。
全剧突出了以鸣凤为代表的“丫鬟”群体，关注了这群底层人物的命运，她们正如“高墙深院中的暗夜流萤”：一群挣不脱社会压迫、命运绳索的丫鬟；一群飞不出高墙大门、明灭间生生死死在深院中的虫虫；她们同路相伴、同声相惜、同病相怜、同命相依。这样的“鸣凤”们属于封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她们身份卑微、地位低下、生活贫困。在残酷的封建社会，她们的命运是掌握在封建家长的手中，她们像“东西”一样被送来送去，任由主人主宰。然而，在很多时候，物质的贫困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精神上的空虚和困顿，底层的生活应该是多面的，有着萤火一样忽明忽暗的希望。《鸣凤》一剧充分运用川剧舞台的悲剧喜演手法，透过苦难发现底层的人性之光。
巴金曾说：“我要写一部《家》来作为一代青年的呼吁。我要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这个工作虽是我所不能胜任的，但是我不愿意逃避我的责任。”显然，鸣凤也是巴金所说的“失掉了青春的青年”。在原小说中，鸣凤不是绝对的女主角，但她显然是封建的高家老宅中那股青春力量的一部分。正因为青春、美好，所以鸣凤及其爱情的破灭才具有可挖掘、可表现的戏剧空间。在曹禺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家》之中，鸣凤身上的悲剧性被第一次呈现在戏剧舞台上，学者田本相在《曹禺探知录》中以纵览全局的视野，给出了鸣凤在曹禺戏剧中的位置：“如果说，从繁漪、陈白露这样的现代妇女的悲剧命运中，蕴蓄着对现代妇女的个性解放的探索；那么，侍萍甚至鸣凤、四凤的悲剧命运，则体现着被侮辱、被迫害的奴隶的渴求解放的正义呼声，几乎他笔下的所有妇女形象，不管其身份地位，都有着美好的心灵和道德，而通过她们的命运对封建制度发出血泪的控诉。”
川剧《鸣凤》对鸣凤这一角色的塑造，与巴金、曹禺是一脉相承的，鸣凤的悲剧命运始终是这个角色的内核。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年轻、美丽、纯洁、善良的鸣凤在遭受“被毁灭”的命运前，那种“美丽得惊人、善良得感人、纯洁得动人、年轻得疼人”的特质借助场面和细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鸣凤》集中表现了封建大家庭内部、高墙深院内的年轻丫鬟们的命运：美丽、年轻、纯洁、善良、活力被丑陋、苍老、污秽、恶浊、衰朽所压迫、所淫虐、所毁灭。全剧通过真、善、美与假、丑、恶的鲜明对比，诚挚真切地呼唤着长久缺席的正义，以期引导观众进入一种“净化”的境界。
悲剧的力量来自典型性，特别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种典型性集中体现在鸣凤“这一个”丫鬟形象上。丫鬟们处在被侮辱与受损害的地位，习惯地默默隐忍、不敢发声，她们只能表面恭顺、强颜欢笑，徒劳地感叹着“长寿人，岁岁做寿延富贵；苦命女，年年熬命伴泪水。今送喜儿悲上悲，明朝谁走谁送谁”。但其实，内心早已埋下了不满甚至仇恨，在这一点上，丫鬟群体的态度是一致的。然而在丫鬟群体当中，鸣凤是不肯俯就命运的。鸣凤投湖之前，婉儿及众多丫鬟们的冤死悲情，对于一直在高府长大的鸣凤而言，简直历历在目，无法释怀；她看到了丫鬟们任人宰割的共同命运，更看到了自己那没有光亮和出路的未来。鸣凤的悲剧力量，来自她对命运以死抗争的行动，更来自她相对于丫鬟群体命运的普遍性意义。可以说，川剧《鸣凤》就是为这一悲剧命运而唱出的痛彻挽歌，为这一群体而喊出的血泪控诉——叹息的是青春美好与生命活力的过早消逝，控诉的是悲剧有价值的人生的被毁灭，以及青春美好生命的无奈逝去。
《鸣凤》在川剧新编戏的舞台上别具一格，其中所展现的人情冷暖令观众唏嘘不已。除女仆鸣凤、三少爷觉慧两个主要人物的不同性格的刻画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外，底层人物——更夫“驼儿思太”也是剧中的一大亮点。当代著名导演张曼君在“千人计划”的授课中曾经指出：追求“新”“奇”“绝”是创作亘古不变的法则，现代戏曲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具体地说，故事结构“新”、叙述方式“奇”、人物塑造“绝”是现代戏创作的着力支撑点。对于川剧《鸣凤》而言，更夫“驼儿思太”这个角色，就是编剧隆学义先生的一处创新。
“驼儿思太”这个名字是更夫李驼背与王妈暧昧时“自封”的，意思是说驼背思念老太太。此语一出，全场掌声四起，爆笑声中很多人呛出了热泪。“驼儿思太”命运坎坷，历经沧桑，生活在旧社会的底层，却有着一份悲悯情怀。女仆喜儿、鸣凤等人物的悲惨遭遇，令他同情万分，他疾恶如仇，却依旧无可奈何，只能惋惜韶华，诅咒暗夜，希冀晨曦；他有儿女私情，却不能正大光明地谈情说爱，与王妈偷偷约会几十年，因生活所迫不能娶其为妻，日子过得如熬“中药”一样苦；他有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当冯乐山给高老太爷送的寿礼仅为一块寿屏、两根香烛等薄礼时，他念时语气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样子，令观众捧腹大笑；他明白是非，孰重孰轻拿捏到位，当高老太要将女仆鸣凤送给冯乐山做小妾，当鸣凤哭着从他身边路过时，他慌慌张张跑去给鸣凤的“未婚夫”、理想青年觉慧报信；他看得清人情世故，以苦为乐，说出来的重庆童谣、方言和歇后语总是恰到好处，彰显其中蕴含的生活哲理，给剧情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使古老的川剧艺术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
“驼儿思太”身为底层人物，内心却亮着一盏灯，把黑暗的旧社会看得一清二楚。他善于总结生活经验，时不时说的话充满人生哲理，比如，“生好过，活好过，社会不好过”“恋爱是一场病，要靠结婚来医；结婚是一场病，要靠离婚来医；离婚是一场病，要靠死亡来医”，富有很强的感染力。整出戏由“驼儿思太”来结束，在纵观了鸣凤的悲剧和高家深宅的丑陋之后，他由衷地发出感喟：“哪里来？何处归？一闪一亮一熄，你是谁？我是谁？他是谁？”艺术家借驼背之口，向剧中人、向观众发出了“我是谁”的终极追问，从而将川剧《鸣凤》对生存意义的表达和反思，推向了哲学的终极高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驼儿思太”这个人物刻画得非常深刻，惟妙惟肖地描摹了旧社会底层人物的性格和形象，让观众在笑声中热泪盈眶。他是剧中底层人物的代表，显示着底层人物鲜活的命运和生存状态。透过更夫这个角色，《鸣凤》扩大了剧情内容的覆盖范围，进一步关注了弱势群体的生存，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驼儿思太”的舞台形象由此得以饱满，名副其实地成为全剧中仅次于鸣凤的第二条叙事线索。
一部好戏剧不需要太过华丽的舞台，但一定要有意境，有内涵，能够衬托整个剧情发展、人物性格、内心矛盾。而《鸣凤》就是这样一部精品戏剧，通过一个奴仆的命运道出了底层群体的沧桑和人世间的冷暖，点亮了黑暗年代的底层人物身上的人性之光，强烈和震撼地表达了对思想解放和新文化的呼唤、渴求。川剧《鸣凤》对自由和人性的追求，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不老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