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欲海狂潮》对“欲望”的创造

川剧《欲海狂潮》对“欲望”的创造

重庆工商大学艺术学院 康建兵

著名剧作家徐棻创作的川剧《欲海狂潮》,改编自“美国现代戏剧之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尤金·奥尼尔的悲剧《榆树下的欲望》。

《欲海狂潮》初本写于1989年初,同年5月由成都市川剧院首演于成都。2006年,徐棻对原改本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包括戏剧结构、人物、唱腔、唱词、导演、演员等,均作了全新的变化。正如徐棻所说:“这时的戏与17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最新改本的《欲海狂潮》由著名导演张曼君执导,由成都市川剧院的陈巧茹、王超、孙普协等表演艺术家演出。笔者所谈的《欲海狂潮》,正是依据这一全新改本,谈谈作为戏剧文学的《欲海狂潮》对“欲望”的创造。

其实,《榆树下的欲望》在当代中国的改编不止有徐棻的川剧《欲海狂潮》,还有著名剧作家孟华改编的曲剧《榆树古宅》。不同的剧种、不同的改编,各有各的精妙和魅力。但笔者认为,同其他的改编相比,《欲海狂潮》更胜一筹。这个胜,不在于戏曲表演形式方面,而在于对原著主题的理解、转换和再创造。

单就剧名而言,徐棻的《欲海狂潮》和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两剧剧名紧扣“欲”字,“欲望”是奥尼尔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主题,是徐棻之作的题眼和关键。细细说来,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谈谈《欲海狂潮》对“欲望”的创造。

奥尼尔之所以创作《榆树下的欲望》,是要揭露、讽刺所处时代的物欲横流。《欲海狂潮》的创作,同样源于徐棻对“人欲横流”时代的有感而发。

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创作于1924年。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爵士乐时代”,主要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8年)到经济大萧条(1929年)之前的这段时间,也称“兴旺的20年代”。在这个时期,勤俭克己的清教主义精神逐渐瓦解,追名逐利的“美国梦”遍地开花,享乐主义大行其道。奥尼尔在这个阶段的剧作,大都表现欲望主题,表现诗人气质与物质主义的冲突,对物欲横流的现象进行犀利的批评。他在1921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美国现正处在精神觉醒的痛苦时期,假设有一天我们突然用灵魂的明亮的眼睛,看清了我们所有得意扬扬、大肆鼓吹的物质主义到底有什么真正价值,从永恒的真理的角度看清了我们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结果,那将是一个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百分之百的美国悲剧!”《榆树下的欲望》中的人物,从凯勃特父子四人到爱碧,甚至连警长这一小角色,对于象征财富的田庄都充满了赤裸裸的占有欲。为了将田庄据为己有,凯勃特一家父子相斗、夫妻相欺、母子相残,他们对物欲的贪婪和角逐,最终摧毁了这个家庭。

徐棻之所以选中《榆树下的欲望》,正是看中这部剧对欲望的表现。她对“欲望”的理解和书写欲望,同样有感于深刻的社会认知。她在《如果没有或如果只有——改编〈欲海狂潮〉后记》中说:“想起我国改革开放前的30多年里,我及周围的男女老少都过着一种禁欲主义式的生活。‘人欲横流’四个字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形容词出现在小说中。谁曾想,这10年来,禁欲主义的壁垒被打破了,可身边又到处是‘人欲横流’了。我惊愕、愤慨、痛心疾首、无可奈何,我不由得对‘欲望’作一番思索,我发现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话剧《榆树下的欲望》为我的想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依托。于是,1989年2月我把它改编成川剧上演了。”

《榆树下的欲望》中的欲望主要是指物欲和情欲。凯勃特为了经营田庄,迫使家人没日没夜地干活,活活累死了两个妻子、累坏了三个儿子,也累积了儿子对他的仇恨,累积了他们对田庄的贪婪。但在凯勃特眼里,田庄只属于他自己,哪怕他到死,也不会把田庄留给三个儿子,而是要放一把火烧掉。75岁的凯勃特之所以迎娶爱碧,并非因为爱情或情欲,而是因为他知道三个儿子都在打田庄的主意。他要重新找一个女人,重新为他生一个儿子,因为“田庄需要个儿子”。他说:“老婆不是我本人,儿子才是我——我的血肉——我的,我的东西该留给我的后代,留给了他们,这些东西才仍旧属于我——即使我在六尺土下还是属于我的。”35岁的爱碧愿意嫁给凯勃特,同样并非因为爱情或情欲,而是苦了半辈子依然一无所有的她,想要一个家,一份属于她自己的家产——财产。她对“家”这个字充满欲念,对田庄、新家的每一件东西都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占有欲。伊本和两个哥哥西蒙、彼得对田庄同样充满欲望,但他们不是父亲的对手,他们压抑的物欲最终也爆发了出来。

奥尼尔对剧中人的情欲的表现,照样是近乎自然主义式的。凯勃特和三个儿子跟村子里的“狐狸精”敏妮都有染。但对情欲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伊本和爱碧身上。伊本身上“有着一股凶猛的、被压抑的力量”。爱碧身材丰满,脸蛋很美,“但这美却被一种粗俗的肉欲破坏了”,两人的身上都有着相似的骚动、野性的气质。两人初次见面,奥尼尔便用了“欲念”“肉体的吸引”“诱惑”等字眼,来描绘爱碧和伊本之间难以克制的身体本能的冲动。

奥尼尔并非一分为二地表现剧中人的物欲和情欲,而是将其交织融汇于情节之中和人物身上。爱碧和伊本的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物欲相克(你死我活地争夺田庄)到情欲相生(无法克制的身体欲望),到从物欲和情欲中生发出爱情,再到因物欲产生误会进而酿成悲剧(爱碧杀子),最终误会解除,两人的爱超越欲望,升华到一种纯洁和诗意的高度,实现了奥尼尔在谈到《榆树下的欲望》时所说的:“这种诗的想象照亮了生活中即使是最卑鄙、最污秽的死胡同。”

在徐棻的《欲海狂潮》新改编本中,对欲望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突出原著中的物欲,将情欲化为爱情;二是创造了“欲望”这个角色。

就前者而言,《欲海狂潮》新改编本去掉了原著和原改本都有的老大(对应西蒙)、老二(对应彼得)两个人物,让茄子花(对应敏妮)出场,将蒲兰塑造为第一主人公,但对“欲望”主题的表现紧扣奥尼尔之意。《欲海狂潮》的故事情节、主线结构甚至细节描写均与《榆树下的欲望》对应。例如,两剧的开篇均单刀直入,直接切中“欲望”主题,徐棻几乎直接借用了奥尼尔的台词。

《榆树下的欲望》第一幕第四场。

凯勃特:(两人进来——他那干涩嘶哑的嗓音里有着一种奇特的、抑制的情感)咱们到家了,爱碧。

爱 碧:(对这个字产生了一种欲念)家!(两眼得意地察看这幢楼房,对大门口那两座僵直的泥塑木雕毫无兴趣,看都不看一眼)真美——美极了!我不能相信这真是我的!

凯勃特:(厉声)你的?我的!(锐利的眼光盯着她,仿佛要刺透她的心。她报之以同样的目光。他变缓和些了)是咱们的——也许该这么说!这儿我孤单单一个人,太久了。春天来了,可我却变得老了。一个家是得要有个女人啊。

爱 碧:(声音中有一种主宰一切的力量)一个女人是得要个家!

再看《欲海狂潮》第二场。

白老头:(停车)到了。(指幕内)娘子,这就是我的家,大家都叫它白家院。

蒲 兰:白家院。(观望)

(念)院门内石板青砖,

屋脊后翠竹连天。

这,就是我的家呀。

白老头:(警惕地)你的?是我的!

蒲 兰:(警惕地)啊,你的?

白老头:(忙缓和)哦,我们的!我们的!唉,人少房子多,格外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一个家总要有个女人。

蒲 兰:是呀,一个女人总要有个家。

细读两剧,可以发现类似的对应比比皆是。正如前面所说,《榆树下的欲望》中的欲望主要是物欲与情欲,两者杂糅于一体,而《欲海狂潮》主要表现的是物欲,弱化对情欲的表现,突出对“情”的塑造,但也点出三郎和蒲兰的互相吸引。比如,两人初次相见,徐棻用“两人不觉直勾勾地盯着对方,一动不动”,代替了奥尼尔所用的一系列充满身体欲望符号的词汇。对于其余地方两人的互生爱慕,通过唱词表达,这不仅是一种戏曲化的表现手法,也是一种简化和雅化,无论表现内容还是表现形式,更易于戏曲呈现,也给演员和舞美留足创造空间。

就后者而言,《欲海狂潮》对于欲望主题的表现,对《榆树下的欲望》做了一些减法,也做了加法,即对“欲望”本身的表现作了角色化、形象化的处理。

在《榆树下的欲望》中,一方面,剧中人都明白无误地知道自己的欲求,或是向往西部淘金,或是贪恋田庄,或贪念肉欲;另一方面,欲望也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存在,一种人物能感觉到的内在动力,但往往也说不清、道不明。在凯勃特看来,尽管三个儿子都看中田庄,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看中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神秘的欲望存在被朴实的庄稼汉西蒙意识到了。他说,“有一样东西,它才是凶手”,“是有一样什么东西在逼着他——也让他来逼我们”。这个“东西”在剧中不仅是物欲,奥尼尔还将其提升到宗教高度,是凯勃特的严酷的上帝驱使他日日劳作,驱使他要让家人也日日劳作,“上帝是严厉的,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凯勃特由此也日益变得顽固、心狠、霸道和刻薄。

徐棻在《欲海狂潮》中把原著中的“欲望”,处理为一个角色,一个“非神、非鬼、非妖、非怪的形象”,这确实是很具创造性的地方,与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对女巫的处理有异曲同工之妙。《欲海狂潮》中的欲望,或是人物内心活动的外化,或是某种神秘的力量,或劝阻、或诱惑、或推动人物的行动。这个“欲望”在营造神秘怪诞的气氛方面,在丰富戏曲表演和舞美方面,功不可没。

在角色功能上,“欲望”贯穿全剧,或与剧中人对话,揭示人物内心活动;或挑拨人物矛盾,或缓和人物冲突,缓急之际,造成跌宕起伏的戏剧效果。比如,当蒲兰和三郎突破“墙”的物理障碍和心理障碍相拥相爱时,“欲望突现”,挑拨双方“怎不问一问,财产归何人?”最精彩之处,在于第六场“血火之间”,“欲望”直接推动蒲兰捂死了襁褓中的儿子,这一处比原著更精彩。

在《榆树下的欲望》中,奥尼尔对于爱碧闷死婴儿的情节,以暗场戏的方式处理,一笔带过。在《欲海狂潮》中,“欲望”直接参与了蒲兰弑子。当蒲兰在杀与不杀之间苦苦挣扎时,“欲望”冲上舞台,向蒲兰号叫“杀——死——他!”蒲兰抗拒这可怕的念头,“欲望”却在一边催逼,蒲兰陷于苦苦的挣扎中。在“欲望”的喊叫中,蒲兰向摇篮奔去。但蒲兰再次犹豫,“欲望”再次“突现,狂呼”,最终推动蒲兰将三郎原本要带着离家出走的包袱按到婴儿头上。在这里,我们既可以说“欲望”是蒲兰内心活动的外化,也可以说它也是一股神秘的破坏之力。它与蒲兰的较量,极大地发掘和延宕了蒲兰杀子的内心之痛,也充分发挥了戏曲艺术处理这场戏的优势,虚实相交、明暗交替,将悲剧推向高潮。

从《榆树下的欲望》到《欲海狂潮》,两部剧作对“欲望”的表现各有千秋、各异其趣,但在戏剧表现时代,揭露社会弊病方面有着一致的现代精神。奥尼尔所批判的物质主义,徐棻所愤慨的人欲横流,在当前是否依然?从这个角度重读《欲海狂潮》,其价值和意义就不仅止于美国戏剧的中国化、戏曲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