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到幻象：角色刻画的“镜像化”隐喻成为作品叙事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因素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或许是戏曲的行当化与脸谱化本身所带来的某些局限性，又或许是传统戏曲十分重视作品的“高台教化”功能。中国传统戏曲很少着意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于角色性格的解读也多为脸谱化、符号化和概念化，如《三国演义》戏中的曹操——奸诈，孔明——智慧；《水浒传》戏中的李逵——鲁莽等。戏曲人物性格往往从一开场就明显地显露出来。然而，现代性巨大的历史变革驱使着艺术家不再满足于现实生活表象的撷取，在艺术创作中投入更多精力和热情去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便成为戏曲叙事现代性转型的主要方向之一。

《包公照镜子》一剧对包公内心世界的刻画无疑是成功的。剧情围绕“镜子”这一特定符号的幻化而展开。剧中镜子的植入简洁巧妙，这是一个近乎两米高的圆形框架，包公一会儿发现镜中的自己头不见了，吓得大惊失色；一会儿是盛气凌人的公主和皇太后从镜中走出来同包公算账；一会儿镜中又幻化出委屈的秦香莲；王朝、马汉也从镜中走出来诉苦，递交“辞呈”。凡此种种，借助镜子这一特殊的载体，作品营造了一个多重空间交叉叠置的乌托邦世界。在这里，镜子所具有的映像功能，不仅是物理或光学意义上的形象复现，更是心理意义上的镜像隐喻。剧中现实世界的符号是包公的身影，而镜中出现的种种幻象其实就是包公的心理意象，是他隐秘心理活动的折射，在“主体—镜子—镜中之像”三者之间奇妙的象征性关系中，镜中的影像与镜外的自我、镜中的幻象与镜外的现实彼此映照，戏外的观众就获得了多重的影像隐喻与更多侧面的“真实”意象。恰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言，幻象并不纯粹处于想象的一边，相反，只有通过幻象，我们才能够接近现实，它只是我们获得“现实感”的框架。正所谓小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间百态，也照出了包公铁面无私的内心世界。原来，我们的包大人不畏皇权、秉公执法、为民做主，却也顾虑重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