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植根的文化与故土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养一方戏”。古代戏曲多源于宗教仪式。王国维认为戏剧的起源与宗教仪式有关，他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又说“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巫觋之兴，虽在上皇之世，然俳优则远在其后”。《世本》云：“廪君之先，出自巫蜒也。”巫觋成为天人相通、人神交往的通道，巴人祀神敬鬼的风俗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川剧在巴渝文化的孕育中诞生，随乐说唱、舞动人生，发源于远古的宗教祭祀，脱胎于繁杂的民间演艺，是中国戏曲宝库的璀璨明珠。川剧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戏曲剧目，创编了丰富的戏曲音乐，还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创造了精彩的舞台艺术。唐有“蜀戏冠天下”之美称，今有“川剧出国门”之美誉。川剧《白蛇传·金山寺》在国内外流传甚广。
“乐所由来者尚也。”“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以祭上帝。”“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辂置缶而鼓之，乃拊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古人不但善于观察自然之声创作音乐，而且擅长借助自然之物创造音乐。川剧鼓乐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颛顼氏。《吕氏春秋》载有“是月也，命乐师修鼗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埙、篪，饬钟、磬、柷、敔”。既有用来指挥的鼗鞞鼓，也有众多吹弹打击乐器，还有用来表演的各种舞具。川剧传承了这种打击乐器和民族乐器的模式。据《华阳国志》记载，颛顼之母“昌仆”，为蜀山氏之女；颛顼生自若水，实居空桑；黄帝崩，高阳立。据《颛顼部族考》，若水出自四川西昌地区，注入金沙江经宜宾汇入岷江；空桑即穷桑，泛指以栽桑养蚕著称于世的四川盆地。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先民很早就精通音律，歌舞祭典的习俗对后世民间戏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川剧的音韵扎根于四川盆地这古老而年轻的沧海桑田，巴音清越粗犷，巴歌余音悠长；川剧的思想寄生于巴渝文化原始而现代的农耕文明，巴人骁勇善战，巴地令人神往。川剧继承了巴渝民间戏曲的表演，同时也保留了民间传统与民俗文化，至今还有祈福神灵的傩戏，也有庆祝元宵的花灯。战国时期的吕不韦曾有记载，“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国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1]戏剧艺术的本质在于装扮和扮演。川渝地区上古时期人类社会的祭祀活动已经蕴含了戏剧的表演因素。据文献记载，巴人在殷周之际活动在汉水流域的汉江平原，商王朝定都殷（今河南安阳）以后，中兴令主武丁之妻妇好（后母辛）曾率将伐巴、庸，掳为奴隶。春秋之世，秦楚联兵灭庸，其遗族迁回嘉陵江流域的流江两岸（与蜀连称庸蜀），称为板楯蛮；巴人被迫入川东，与当地土著联盟，建都江州，踞守一隅达三百年之久，距今已有2600多年。巴人入川东地区后，大致按地域、族类的不同，构成两个部落联盟。一是居于嘉陵江流域的土著民族，以濮、
（庸）、苴、共（龚）四族为主结成濮
部落联盟。二是居于峡区和长江流域的土著巫蜒之民，以奴（卢）、獽（相）、夷、蜒为主结成廪君部落。[2]夷奉白虎，共崇巴蛇。此与流传于黄河流域的龙神虎神恰相暗合。荷兰天文学家什雷该尔（一译薛莱格）认为，中国二十八宿的起源及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安排，在公元前14000年时就必定已经存在了。正是原始攫取经济向原始农业经济过渡的时期，正是旧、新石器时代的衔接期。[3]春秋古人始借其辨识季节天象，指导农业生产。民间形成并流传大量的神话故事。龙是自然神，它不是天地开辟神，不是人类始祖神，也不是太阳神，龙的原型来自春天的自然景观，经过远古先民抽象思维加工，经过几千年的民间传承，不断丰富完善形成了钩曲伸舒的样子，体现了人类原始的审美意识和对自然的崇拜。
廪君是巴族的祖先，入川后统治巴蜀两地，包括川东其他氏族、部落，统称巴人、巴族或巴濮之民。他们经过长时期的生息繁衍和文化交融，逐渐形成一种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的人类共同体，创造了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巴濮文化或巴文化。常琚《华阳国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另产蜀布，就是今川东荣昌、隆昌出产的麻布（俗称夏布）。远在秦汉之世，蜀布就出口远销大夏（今阿富汗和印度北部），扬雄《蜀都赋》称“筩中黄润，一端数金”，引起张骞的重视，建议开辟南方通往西域的大道，即蜀布邛杖之路。这是中西交通史上除丝绸之路以外的另一条道路。巴人勤劳刻苦，居住在亚热带地区，以擅长种植水稻为生。《山海经·荒南经》载有巫蜒之国：“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另古代先民饮酒习俗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巴人善酿酒。《水经注》记载：“江水经鱼復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杜甫盛赞巴酒酵厚，过云阳留诗：“闻道云安（今云阳）曲米香，才倾一盏便醺人。乘舟取醉非难事，下峡消愁定几巡。”巴人居住地形复杂，因地制宜，多沿河而居，擅舟楫之利，沿江而上，分散定居川东各地，或穴居，或巢居，还有结舫而居，悬棺而葬。巴人尚武好勇，民俗淳朴。《华阳国志·巴志》载有：“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左思《蜀都赋》也说：“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奋之则
旅，习元之则渝舞。锐气剽于中叶，
容世于乐府。”直至近代余风未替，川西多文豪，川东多良将。涂山氏盼夫长歌：“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为巴人歌辞见于记载之始。
战国时代，巴人歌曲成为最流行的歌曲。两汉司马相如说：“千人唱，万人和，山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这当是川江号子和民间花灯、秧歌等词曲的先声，也可以从中看到川剧帮腔的影子。唐代刘禹锡官贬奉节，收集整理巴渝民歌，改作竹枝词、杨柳词，其词通俗易懂，体念民情深刻入微，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周武王伐纣，“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巴人歌舞汉入宫廷，唐进民间，成了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种类。巴人与中原主朝交往频繁，朝聘会盟，信使往还屡见于文献记载；通行汉语汉文，但巴族也有一种图像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至今尚无法解读；巴地方言亦如此。生活如戏，戏如生活。川剧亦如此，一方面直接反映巴渝人民的繁衍生息，一方面又间接展现民族精英的顽强奋斗。
任何一个戏曲剧种的形成，往往都有一个漫长而渐趋成熟的过程，川剧也不例外，它承载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戏曲文化的精髓。据史料可知，川剧由古代民间歌舞演变而来，萌于春秋，生于汉唐，长于宋元，成于明清，盛于近代，衰于抗战而滞于当代，如今正像一棵扎根乡土的参天大树，复吐新绿，备受关注。曾经有不少人只看到了川剧傲立寒秋的萧瑟，难免感伤、哀叹、唏嘘，甚而故作杞人之忧，平添悲凉之慨；也有专家每每谈及川剧，总要摇头晃脑、低吟浅哼，或发表一番曲高和寡、危言耸听的谬论……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并非悟出了艺术真谛，看穿了文艺世界！这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故作之态罢了。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川剧扎根的沃土，早已沉淀了两亿七千万年的大海神韵；川东沿江的河谷，早已埋下了古人类文明与智慧的艺术根脉。
川剧流行于四川全省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明末清初，大量外地移民入川，各地会馆建设如雨后春笋，促成了操持南腔北调的各地剧种汇集四川，广为传播。清代雍正、乾隆年间，随着“花部”勃兴，那些来自省外而分别流行于四川各地的高腔、昆曲、胡琴、梆子唱班，为适应观众的欣赏习惯，与四川的方言语音、民风习俗、民间说唱以及民歌小调、舞台美等融为一体，突显四川地方特色，推动了四川剧曲的繁荣与发展。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这些唱班常常同台演出，日渐形成了共同的风格，清末时统称“川剧”，最早使用“川剧”这个称呼的，是在辛亥革命影响下由康芷林等人组成的著名班社“三庆会”。
清代乾隆时期，在本地车灯戏的基础上，川戏吸收融汇苏、赣、皖、鄂、陕、甘各地声腔，形成含有高腔、胡琴、昆腔、灯戏、弹戏五种声腔的用四川话演唱的“川剧”。其中川剧高腔曲牌丰富，唱腔美妙动人，最具地方特色，是川剧的主要演唱形式。川剧帮腔为领腔、合腔、合唱、伴唱、重唱等方式，意味隽永，引人入胜。
20世纪初，由于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各地戏班不断涌入城市。为了加强演员阵容、争取更多观众，出现了多个戏班、各种声腔同台演出的经营模式；同时，又在艺术上纷纷相互吸收、彼此借鉴，从而提高表演艺术，加强行业竞争。原先外省流入的昆腔、高腔、胡琴腔（皮黄）、弹戏和四川民间灯戏五腔共和，百鸟朝凤。
由外省流入的昆腔、高腔、胡琴腔（皮黄）、弹戏和四川民间灯戏川剧由于各种声腔流行地区和艺人师承关系，逐渐形成一些流派。在这些流派中，除旦行浣（花仙）派、丑行傅（三乾）派、曹（俊臣）派等以核心艺人称派，其他更多则是按流行地区划分为川西派、资阳河派、川北派、川东派四个流派。“川西派”包括以成都为中心的温江地区各县，以胡琴为主，形成独特的“贝调”；“资阳河派”包括自贡及内江区和县、市，以高腔为主，艺术风格最为谨严；“川北派”包括南充及绵阳的部分地区，以唱弹戏为主，受秦腔影响较多；“川东派”包括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一带，在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前，重庆为四川商业中心，来此演出的外地剧种很多。昆腔，源于江苏，流入四川，演变成具有当地特色的“川昆”。高腔，在川剧中居主要地位，源于江西弋阳腔（一说清阳腔），明末清初已流入四川，楚、蜀之间称为“清戏”。在保持“以一人唱而众和之，亦有紧板、慢板”的传统基础上，又大量从四川秧歌、号子、神曲、连响中汲取营养，丰富和发展了“帮、打、唱”紧密结合的特点，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四川高腔。胡琴腔，又称“丝弦子”，源于徽调和汉调，也吸收了陕西“汉中二黄”的成分，先后通过“做唱胡琴”和舞台演出与四川方言和川剧锣鼓相结合，在腔调与音乐过门上起了不少变化，形成具有四川风味的胡琴腔。弹戏，即乱弹，又称“盖板子”“川梆子”，因用盖板胡琴为主奏乐器和以梆子击节而得名，其源于陕西的秦腔同州梆子。秦腔流入四川后，与川北的灯戏、高腔长期共处，互相融汇，又采用四川语言，便逐渐形成独具风格的四川梆子——弹戏。上述四种外地声腔艺术在四川流行的过程中，相继与四川语音及群众欣赏习惯相结合，逐渐演变成后来川剧的高腔、胡琴、昆腔、灯戏、弹戏五种声腔。川剧与其他剧种不同的地方在于特别高的高腔。
川剧戏路繁杂、声腔多样，高腔、胡琴、昆腔、灯戏、弹戏五种声腔融汇一体，形成川剧的声腔特色。舞台艺人们坚守传统戏曲文化的基本元素，又大胆探索川剧日新月异的发展规律；才艺出众的艺人更讲究“高昆胡弹不挡、文武唱做皆能”，这就为川剧艺术风格走向成熟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