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年，阵阵乌云笼罩着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逼的苦难深渊。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退让，对上海的革命的和进步的文艺界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年初，“左联”五烈士在龙华英勇就义；接着鲁迅被迫离寓避难。入秋，无理查禁了二百二十八种进步书刊，又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四马路上进步的中小书店，有遭封闭的，有自动停业的；能维持下去的，对出版进步书刊也等待观望。官办的书店门可罗雀，刊物印了没有读者。那真是文化遭难、书业凋零的年头。但我当时已在那里工作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却还如世外桃源，什么政治风浪都吹打不到它。

这家国内最早以公司命名的书店，是广东台山人伍联德于一九二五年七月集资创办的。他看到国外图文并茂的新型刊物，如美国的《星期六晚报》、英国的《伦敦画报》等，便跃跃欲试。当时上海市上已风行单张四开画报，他先办良友印刷公司，以承印这类小报式画报为主要业务。一九二六年一月首创《良友画报》，这个大型八开本的现代化画报，现在已被公认为中国出版史上的创举，也为良友公司以后的出版事业打下了基础。一九二七年一月，租下北四川路上的双开间铺面和后部工厂办公室房屋，扩大业务，增出体育、妇女和电影三种画报，改称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当时国产电影开始抬头，美国的有声电影正在上海不断上映，新出的电影明星画片和电影歌谱等，极受欢迎。北四川路蓬路（现称塘沽路）口的大玻璃橱窗里，挂满了用美女做封面的各种画报和画片，琳琅满目，吸引着过路行人。《良友画报》行销世界各地华侨社会，是国内唯一能赚大量外汇的出版物。当时印刷设备已大加扩充，仍然兼营承印业务。我就在一九二八年春，为了委印《光华年刊》而与“良友”发生了最早的接触。那时大学毕业班，按照教会大学的传统，都要编印一本印刷装帧极为精美而内容全是戴方顶学士帽的个人像和各种各样团体照的纪念册，名为年刊，由大学毕业班组成编委会。因我在附属中学里已编了三年校刊《晨曦》，这年是中学毕业生，被认为熟悉印刷业务，选我当印刷主任。在一位广东同学的介绍下，拿去交“良友”承印；我就经常往“良友”去看图版样，校文字稿，慢慢地就与伍联德见面谈天了。他是一位热情坦率、心胸宽广的年轻企业家，对图像出版事业怀有极大兴趣，为人有胆识，有魄力。我和他一见如故，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很快得到了他的重视和信任。一九二九年一月起，他接受了我的一个编辑计划，聘我去主编一个以大学生为读者对象的图文各半的月刊，名为《中国学生》。我半工半读，在大学三年的读书生活中，同时编了这个刊物。

一九三〇年冬，光华大学里国民党特务学生掀起的企图夺取这个民办大学的学潮，使我这个自命清高、实际脱离生活的青年，开始认识到时代的潮流已冲击到我的身边。一九三一年反革命文化“围剿”的矛头，虽未触及“良友”这个芙蓉镇，但我日常观察到的现实社会，和读到的一些革命书刊，逐渐使我觉悟到再隔一年，就要正式踏入社会。国家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既已走上了这条道路，并有意把编辑工作作为终生事业，但是看到伍联德的经营思想，比较重视读者趣味，开始感到有些美中不足。良友公司除画报、画片外，还编辑出版过大型画册《中国大观》，畅销海内外；还有《北伐画史》《中山特刊》《远东运动会特刊》等画册，通过图片，为重大历史事件留下珍贵的记录，在出版界独树一帜。文艺方面也出版过田汉、叶鼎洛、孙师毅、梁得所和朱应鹏、张若谷、傅彦长等的作品约三十余种。但总的来说，由于良友公司本身所具有的许多特点，例如专业方向是画报画册，主事者是广东人，所在地又僻处北四川路等，因此，在业务上或人事上与四马路上中小进步书店很少交易或接触。国民党反动派对它十分放心，进步文化界也没有重视它。我试图摆脱按“良友”传统编的月刊《中国学生》，去实现我渴望已久的编成套书的理想，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这一理想是在两种生活上的长期接触而酝酿形成的。我在大学选读英国文学，为了学习上的需要，经常往图书馆西洋文学部门的藏书库去找书读，整套整套的作家全集，莎士比亚的，巴尔扎克的，托尔斯泰的，深深地吸引了我；另外，因职业有关，常去四马路商务、世界、开明等书店浏览，见到成套的“万有文库”“ABC丛书”等，也引起我的遐想。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开设在南京路四川路附近的几家西书铺，如别发洋行和中美图书公司等。午休时间或下班以后，我常在那里徘徊欣赏，乐而忘返。各种进口图书，特别是成套的文学丛书，例如“哈佛大学古典文学丛书”“万人丛书”和“近代丛书”等，一律开架陈列，随你翻阅。我像跨进了一个知识的宝库，不但作品、书名、作者开阔了我的眼界，单单那些丛书的编排、扉页、封面装帧、整体设计和大小开本等，都保持统一的规格，我被这种排列整齐美观、内容丰富多彩的成套书迷住了。我问自己，将来是否也能为中国文学出版事业，编辑这样规模的成套书，来满足我国的文学读者呢？根据我当时的实际情况，那当然是纯属梦想；但我自信先可从小的做起！

有一次，我在西书铺里看到一套用淡蓝色书面纸做封面的袖珍小丛书。六十四开骑马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学科都有，一个专题薄薄一册，都出自专家学者之手，售价一律美金五分。丛书名“蓝皮小丛书”（Little Blue Book），几十种小书排满在一张小方桌上任你选购。我就在这张桌子前站住了，呆呆地想出了神。第二天回到办公室，就同专管出版印刷和成本会计的同事商量，经过反复核计，拟订了一个初步规划。用半张白报纸六十四开，可得六十四页，能排一万五六千字，售价一角，销三千册可保本。就在这样一种小规模的出版形式基础上，第一套丛书的蓝图，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渐描绘了出来。考虑到自己认识的知名作家寥寥无几，三年来编的《中国学生》上，发表的文艺作品为数不多；自己虽爱好文学，一开始就编一套限于文学方面的丛书，条件尚不成熟。所以丛书内容，将包罗多种门类，计划关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等知识性方面选题将占半数，小说、散文、传记等将作为争取的重点。小丛书取名“一角丛书”，这不但从售价上取义，也含有并非大块文章，都是短小精悍之作；非文艺书也仅触及知识之一角。最初计划出版周期为每周一种，全年五十二种，每种循序编号，所以最早的广告上用了一个“定期丛书”的新名称，说它时间上既是定期出版，内容形式又是一本本独立的小丛书。以后仅做到每种编号，出版周期没有严格遵守。这也说明当时手中并无大量存稿，更没有一个事先考虑周到的规划。当这样一个事先不收预约，成本有限，规模不大，可进可退的丛书计划，送给伍联德审阅时，他认为颇有新意，点头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