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回忆当年为向志摩生前友好征求借印作者的书简，我和小曼合拟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还附印了一封由“良友”出面的铅印公函，但反应不强。北方的几位掌握大量书信的朋友，都默不作声。小曼为此深感苦恼，其中理由，小曼也给我讲了。现在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也可以了解个中底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凌叔华致胡适信中说：“有好几人已答允把志摩信送来编印，我已去信约了潘贞元抄写一个半月看看。如果你存的信件可以编好，同时出书好不好？这是你说的散文的新光芒，也是纪念志摩的好法子。”^[37]这些书信至今不知下落。又据梁实秋在台湾版《徐志摩全集》书前所写《编辑经过》一文中，转述胡适于一九五九年自美回台谈起如何编好全集时，“胡先生说：‘当初朋友们早有此意，只因志摩的遗稿，包括信札在内，不是全在一个人手里，由于人事关系调集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循至今，搜求更加困难了。’”^[38]证诸台湾版《徐志摩全集》六卷本中，没有单独编一卷书信集，仅在第一卷用“墨迹函札”形式发表了志摩致胡适、周作人、傅斯年、梁实秋和张幼仪的共十封，可见志摩书信留世不多。我们当年总共搜到未发表信共一百零五封，内有致陆小曼信六十一通，致刘海粟信十九通，致蒋慰堂信九通，致郭有守信八通，致郭子雄信八通。今天回头看，也可聊以自慰了。前几年梁锡华在海外搜集到的徐志摩英文书信一大批，^[39]那是十分难得的。

最近凌叔华在给陈从周信里还说起，她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在武汉主编《武汉文艺周刊》时，曾发表过志摩给她的一大批信。^[40]我因此去信武汉大学中文系唐达晖同志代为找寻，他花了极大时间和精力，在湖北省图书馆找到了刊于一九三六年《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上的《志摩遗札》六封，长近万字，这可以说是国内最近发现的重要资料，可能写于一九二三年。当我去信英伦告诉凌叔华时，她在复信的一开始就说：“意外的收到来信，真是惊喜万分，这是多年未有过的喜事。”（一九八三年五月四日）这批书信将编入本全集《补遗·书信集》中。

郁达夫给我的许多信都丢了，仅存的一封就是答复我向他征求志摩书信的。他复信中告诉我志摩写给他的信都因几次受惊烧了。但信中说：“大约志摩的信，以给适之、陈通伯、凌叔华、冰心、林徽音的为多，小曼更可以不必说。”^[41]郁达夫是徐志摩少年时代的同学，以后都成为中国文坛上的著名作家，私交甚笃。他这两句分析志摩书信的话是很有根据的。陆小曼所得书信应当是大量的，但那年拿出的也仅六十一封，其中属于结婚前及婚后半年（一九二五——一九二六）的计二十六封，一九二八年十一封，诗人生命最后一年（一九三一）的二十四封。这些书信由小曼交我编入全集时，曾对我讲过这样的话：“这批家书内容，很多涉及我们间的私情，也有牵涉到家庭琐事的。我原来不准备全部交你拿去发表，现在北方的老朋友们都不来支援我们这个全集的计划，万不得已，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出丑了。我也不想再去校读，将来付印前，你帮我做些清洁工作吧。”事实上，我在移交给商务之前也无心去仔细替她读一遍。直到一九七九年冬向北京图书馆复印一份带回上海后，我才有机会从头到尾地读了。但这次出版，为了尊重出版者的意见，仍然只字未动，以存其真（虽然对小曼不无内疚）。

至于被小曼丢掉的信为数更多，这可以从志摩致小曼信中得到证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从国外来信中说：“我的信想都寄到，‘蓝信’英文的十封，中文的一封，此外非蓝信不编号的不知有多少封。除了有一天没有写，总算天天给我眉作报告的。”西俗男女相爱，互通情书，都用特制的一种淡蓝信笺，故曰“蓝信”（blue letter）。当年小曼把六十一封中文信交我时，也曾给我一包志摩写在蓝色洋纸上的英文信，就是上述“蓝信”的一部分，约有十几封，每封都是厚厚的一大叠。那时我没有想到就用英文付排；我的同学也是志摩学生陆上之，时正在《良友画报》任英文翻译，我曾请他译成中文发表。他读后说：“这些满纸真情而英文又写得这样优美的情书，我这支笨笔如何敢动手翻译呢？”就这样把原信还我。这批“蓝信”我一直连同三四十年代其他作家的六七百封书信保藏在一起。“文革”期间全部被抄，至今下落不明，实在可惜。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志摩给小曼信中，志摩又愤愤不平地质问她：“前三年我去欧美印度时，那九十多封信都到哪里去了？那是我周游的唯一成绩。”可见现在发表的仅是一小部分，更多的书简都被小曼无心丢弃了。

小曼对这一时期编辑经过，她自己是这样回忆的：

不过，他的著作除了已经出版的书籍，还有不少散留在各杂志及刊物上，需要各方面去收集。这不是简单的事，幸而家璧帮助我收集，过了许多时候才算完全编好，一共是十本。当时我就与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一大包稿子全部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