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三六年初，从南京传来了消息，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组织的规模宏大的苏联版画展览会已在南京展出，即将运来上海。进步文艺界朋友喜出望外，引领翘盼。二月二十日，展览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东厅开幕了。
鲁迅事前如何参加这次画展活动，过去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鲁迅为《申报》写介绍画展的文章成于二月十七日，发表于二月二十四日，根据当时展览会先举行预展的习惯，鲁迅有可能是在参观预展后写的。至于谁组织这篇发表在《申报》上的文章，一直是一个谜。一九七七年《革命文物》第四期发表了在上海新发现的鲁迅致茅盾的七封信，其中有两封是有关苏联版画展览会的，对此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给茅盾的信中说：“关于版画的文章，本想看一看再作，现在如此局促，只好对空策了。发表之处，在二十七以前出版的期刊（二十日），我只知道《海燕》，而是否来得及登载，殊不可知，因为也许现在已经排好。至于日报，那自然来得及，只要不是官办报，我以为那里都可以的。文稿当于二十左右送上，一任先生发落。”二月十八日致茅盾函中说：“新八股已经做好，奉呈。”这两函所说就是后来发表在《申报》上的那篇文章。再查二月一日的《鲁迅日记》，记有：“下午明甫来。得苏联作家原版印木刻画四十五幅，信一纸，又苏联版画展览会目录一本。”明甫即茅盾。可见苏联方面在二月初就把展览会目录和请他写介绍文章的信，通过茅盾送给鲁迅了。同时送给他的还有参加展出的版画家本人送给鲁迅的四十五幅手拓本。
鲁迅认为这次展览会可能对我国青年木刻工作者起到很大影响是早有估计的。他在二月十七日给郑野夫的信中说：“二十日起，上海要开苏联版画展览会，其中木刻不少……于中国木刻家大有益处，我希望先生和朋友们去看看。”[11]原来这次在上海的展出是由官办的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出面的，所以二月二十日《日记》记有：“得中苏文化协会信。”这大约是一封由主办机关发出的正式请帖，但鲁迅没有在典礼日出席。
当我知道画展将于上海展出时，引起了我一连串的幻想：如果能取得这次展品的出版权，将是多好啊！如果能请到鲁迅来选画、写序，那将是文艺出版界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木刻，尤其是苏联木刻，一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但一九三六年究竟比前几年有所不同。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已因发生得罪了日本皇帝的“《新生》事件”而关门大吉。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全国人民压力下，不得不于一九三二年底宣布中苏复交。这次画展就是由官办的中苏文化协会出面的，他们也要在这方面装点门面，欺骗群众。这些是出版画集的有利条件。但值得顾虑的事也不少。展览和出书影响不同，前者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后者将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国民党反动政府可以同意展出，不一定就会同意出书。至于苏联方面，像良友图书公司这样一个中型出版社，他们是否会看得上眼，把出版权交给我们呢？此外，鲁迅是否会答应为我们选画作序呢？我怀着这些问题，赶在二十日开幕那天去青年会大楼浏览一下，企图摸些情况，再作打算。那天我上了九楼东厅，看到约三百件展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对于苏联版画，过去只有少数进步文艺刊物偶有介绍，也仅限于木刻。这次从莫斯科直接运来这么一大批艺术珍品，包括木刻、石刻、铜版、胶刻、套色木刻、粉画、水墨画和独幅版画等，这对中国美术青年，真是大开眼界。至于要求对十月革命的苏联有一次初步认识的广大群众来说，这更是空前未有的机会，通过艺术创作，可以形象地接触到一个新的世界。许多观众在描绘集体农庄、大油井、水电站、拖拉机站、熔铁炉、扫盲班等画幅前停住了脚步。更多的观众在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的画像前，在描写十月革命的历史画前，默默地注视着，连呼吸的声音都听得出来。苏联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吸引着正在黑暗、贫穷、饥饿、内战中挣扎着生活的中国观众。我从观众的反应里，看出把这些版画编印出版，确实是件值得一做的工作。
第二天，二十一日，我就去内山书店找鲁迅先生。一见面，我就急不及待地把我的初步想法都向他谈了，也提出了将来请他选画作序的要求。他听完了我的话后，非常高兴地支持我去做。但是我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取得出版权的问题。知道鲁迅与苏联方面有交情，因此言语之间，我吐露了要他为“良友”去取得出版权的一种幼稚可笑的想法。鲁迅看出了我的心意，便亲切地对我说：“出版这样一本画集是一件有益于革命的工作，而革命工作是要自己去争取的啊！”我一时答不出话来，只好连声称是。事后我才体会到这两句话是鲁迅对我最大的教育和鞭策。
我便在随后的几天里，每天去展览厅找工作人员打听谁是展览会的负责人。待我说明来意后，他们多方推托，不直接答复我。我就天天去和他们磨，缠住不放。二十三日上午，鲁迅偕许广平和海婴来参观时那幕动人情景，我也亲眼目睹了。如今回忆，犹历历在目。
那一天，原来已有不少观众的展览厅里，忽然看到一群观众向一位刚进门的老年人迅步奔去，围在他的四周，以后紧跟在他背后一起看画。当时我在大厅的一角，开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从远处张望，才发现鲁迅来了。长期渴望亲眼见一见鲁迅的青年，怎么会放过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呢？我看到一位青年拿出自己的一支自来水笔，连同展览会目录本一起送到鲁迅手里，要求他签名留念，他欣然执笔签了。这一下，大家都学他的样。鲁迅热爱青年，不住地向四周群众点头微笑。我是有机会经常见到鲁迅的，那天看到这样兴奋的场面，不便再去招呼他，打扰他，不久就悄悄地下楼走了。
从《日记》上看，那天除去参观外，鲁迅还“定木刻三枚，共美金二十”。根据许广平回忆：“在公展期间的上午去看，并且定购了八幅……这天他非常之兴奋，看完一遍，就在食堂用膳，后又陪同司徒乔先生等再看一次，然后回去。待到展览结束之后，先生总像小孩焦急着买来的玩具到手似的。有一天，史沫特莱女士亲自送来了，而且口头带到的好意，是苏联大使把他订购的八幅连同镶好的镜框全送给他了，一个钱也不要”。[12]最近经我向上海鲁迅纪念馆了解，这几幅画现在都由该馆编目珍藏着，但既不是三枚，也不是八幅，而是七幅，这和《日记》后面书账所列是相符的。
后来，一位负责展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能够答复我要求的只有当时任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会长的黎照寰，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我在获得良友公司经理同意出版这样一本画集后，去交通大学找到了黎照寰。他虽然表示个人赞成出书，但又说展览会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所主持，如此重大的事情他无权答应。他要我直接去苏联驻沪领事馆找那里的负责人。但答应把我的要求代为转达，然后由我自己去商谈。
隔了几天，展览会工作人员来电话，约我第二天上午去苏联领事馆联系。朋友们告诉我，地处上海外白渡桥堍的苏联领事馆附近，经常有国民党特务守望着，对于出入的中国人特别注意。但当我想到鲁迅对我讲过的两句话时，就增加了百倍的勇气。第二天上午，我终于跨入了苏州河畔苏联驻沪领事馆的东大门，一个人胆战心惊地步上石阶，走进了粉刷着青灰色的大楼。我是不会讲俄语的，但还能说几句英语。管门人把我引入一间大客厅。一会儿，从边门走来了一位高个子的苏联人，他热情地接见了我，并且自我介绍，名叫萨拉托夫，负责秘书工作。他似乎事先已知道了我的来意。当我把我们的要求，以及准备请鲁迅选画写序等话说完后，他很高兴地同意了。但他提出两个条件：第一，要保证把原作保管好，不得污损，对于制版印刷，要尽量使印刷效果接近原作；第二，定价要便宜些，使一般读者都有能力购买。至于作品的出版权，苏联方面不要求任何报酬，将来对每位作者送些书就可以了。临别时，约定一待展览会结束，他将电话通知我，由我去领事馆领取全部展品。
我怎样和何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鲁迅的，现在已记不起来，但从他给友人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已经知道了。三月二十六日给曹白信中说：“苏联的版画确是大观，但其中还未完全，有几个有名的作家，都没有作品。新近听说有书店承印出品，倘使印刷不坏，是于中国有益的。”[13]三月三十日给寓居苏联的德国艺术评论家保尔·艾丁格信上说：“二月中，上海开了一回苏联展览会，其中的作品，有一家书店在复制，出版以后，我想对于中国的青年会有益处的。”[14]
我得到萨拉托夫的电话可能在三月底的一天。我第二次去苏联领事馆，心情和上一次完全不同。我满怀信心地上领事馆找到了萨拉托夫同志，他告诉我今天可以把全部展品交我带走。本来良友公司经理已关照我，回来时可以雇一辆出租汽车，但这位秘书不等我开口要叫车，他已派人把一只像小方桌那样大面积，高有三四寸的大木箱扛下楼去。当他送我到门口时，大木箱早已装进了他们自己用的一辆黑色小轿车的后座，让我坐在司机旁边。就这样，一箱凝结着数十位苏联著名艺术家心血的结晶品，不要我签一个字，就让我带走了。
这箱画拿到后，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安放在我自己的编辑室里一张长沙发下面，晚上加了门锁才回家。四月一日，我写信给鲁迅，问他是否把画送去内山书店由他选，因为前一阵，我已从朋友那里听说，鲁迅身体最近不很好。我在信中还提出了请他写序的事。他在二日复信上说：
苏联画展，曾去一览，大略尚能记忆，水彩画最平常，酌印数幅已足够。但铜刻、石刻、胶刻（Lino-cut），Monotype各种，中国绍介尚少，似应加印若干幅，而Monotype至少做一幅三色版。大幅之胶刻极佳，尤不可不印。
至于木刻，最好是多与留存，因为小幅者多，倘书本较大，每页至少可容两幅也。
我可以不写序文了，《申报》上曾载一文，即可转载，此外亦无新意可说。展览会目录上有一篇说明，不著撰人，简而得要，惜郭曼教授译文颇费解，我以为先生可由英文另译，置之卷头，作品排列次序，即可以此文为据。
阅览木刻，书店中人多地窄，殊不便。下星期当赴公司面谈，大约总在下午二点钟左右，日期未能定，届时当先用电话一问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