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时良友图书公司设在北四川路851号，底层是门市部，后边是印刷厂。编辑部在后部三楼，走上三楼要通过一条露天的狭窄的铁扶梯。我的编辑室只有十多个平方的面积，放着两张写字台，一张长沙发，还有书橱和文件柜之类，已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向西开的窗子，虽然挂着一幅竹帘，一到下午，初夏的太阳直晒进半屋。
四月七日上午接到电话，听到的是我所熟悉的声音，鲁迅约定当天下午二时将来公司选画了。过去鲁迅来“良友”，我们都在楼下会客室见面，这次是他第一次亲临编辑部，我的情绪有些紧张。两点不到，门市部来电话，说鲁迅先生已到了，我连忙下去迎接他上楼。他走完三层铁扶梯，显得气喘吁吁，脸色有些苍白。进屋后，我就请他坐在长沙发上。仅仅寒暄一会儿，还没有吸完一支烟，他就要我把画拿出来。我就从他坐着的那张沙发底下，拉出那只大木箱，他站起身来让我把箱盖打开，一大堆精裱的画幅就放在沙发上。这时，他改坐在一把写字椅上，开始静静地从第一幅起轻轻地翻阅，把入选的放在左边，不要的放在右边。慢慢地他的气色好了，从这个时候起，他似乎进入了另一个精神世界，脸上不时地浮起一阵满意的笑容。我和刚从另屋进来的编辑部其他同事，一起站在他的背后，大家想借此机会，再一次欣赏这批艺术杰作，也想听听鲁迅的宏论。他一边选画，一边和我们谈话，时而点一支烟。他先给我们谈起过去托人在苏联搜集木刻原拓，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又说到前次去青年会参观，跟随的人多，时间又局促，走马看花，印象不深，现在倒可以安坐着仔细欣赏了。鲁迅对每幅作品都细细玩味，先放近看，然后放远处看，偶尔遇到大幅作品，还叫我们把画拿到门口光线充足的地方让他远远地看。他有时谈笑风生，有时凝神静思，久久地默不作声，有时指出一幅画的优缺点，谦逊地征求旁人的意见。
鲁迅对苏联木刻大师法复尔斯基是非常崇敬而熟悉的。他是由鲁迅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苏联版画家。这位美术家曾两次赠送鲁迅原作十一幅。那天他除关照我把他的作品列为第一位之外，又决定了入选十五幅木刻的编排次序。他对为小说《人参》所作插图第二幅特别赞扬，后来我们就把它作为纸面精装本的封面装饰画。
他特别喜爱克拉甫钦珂所作三幅描绘第聂伯水电站的木刻。画家用最精细的刀锋刻划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图景。现在知道鲁迅在展览会选购的七幅作品中，有两幅是克拉甫钦珂的作品，其中一幅就是《但尼伯尔（第聂伯）水闸》，另一幅是《巴古（库）油田》。四月十二日鲁迅给我信中，又要我把《但尼伯尔（第聂伯）水闸之夜》翻摄一张六时照片，“因须用于一篇文章中，作为插图，来不及等候画集的出版了”。展出品中有他的两幅小品：木刻邮票两枚。这与我们平时所用普通邮票差不多大小。其中一幅以大水坝、高耸云霄的大铁塔与高楼大厦作背景，前面下方是一字长蛇阵的拖拉机，成群的飞机翱翔天空；另一幅刻了一架大型客机，背景里有一大排工厂和多层大厦，远处是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河上的多孔大桥。在这样小的画面上刻出如此丰富多采、层次分明的复杂景色，木刻家所表现的神妙手腕，确实使每个人看了都会拍案叫绝。鲁迅叫我们拿放大镜给他看，他说，这是以小品形式表现的两幅“巨制”。他担心如果制版技术不能保持原作纤巧的刀触，那就太可惜了。他认为这些地方，我们要拿出较高的制版水平，才算不辜负苏联艺术家同意我们复制出书的好意。
选画时，木刻大部分都收了，因为这可供中国木刻青年多所借鉴。对其他各种版画，几乎每种都收一些，以资参考。鲁迅最关心的Monotype，后来他译成“独幅版画”，收了三幅，其中两幅指定制彩色版。鲁迅对我们准备印彩色版的八幅画，选得格外仔细，不但从各个版画品种方面着眼，而且考虑到苏联是个多民族国家，对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不能忽视，因而选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作家的两幅乡土风景画。此外，他选《文盲的消灭》和《基洛夫像》作彩色版，今天看来，也是含有深意的。
在选画时，他对文学家的画像和文学名著的成套插图备加赞美，几乎都选了。现在知道他订购的七幅版画中，其中有三幅就是《高尔基像》《柴霍甫像》和《普希金像》。对于十月革命的历史画和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一幅都不删。他说，这些画，过去一直无缘同中国广大读者见面，这次既印成画册，就应当让读者尽量多看到一些。为了满足中国人民对世界革命导师的渴望和崇敬，让他们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斗争的历史多留下一点形象化的印象，鲁迅想得多么周到啊！
选画时间原来估计不会太长，但选到最后一幅时已近四点半了。太阳从西窗晒满了斗室，屋内气温逐渐上升，看来他老人家已显得非常疲乏。我们立刻把分成几堆的画幅用报纸分别隔开，一起堆到沙发的左边，并请鲁迅重新坐回到沙发的右角。这时，原来在旁看画的同事们都已陆续回到各自的办公室，屋内只剩我与鲁迅两个人。我就替他斟满了茶水，请他再抽一支烟，他便靠在沙发里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后，我们谈了些关于青年作家的创作不易得到出版机会的问题，又谈了有关这本版画集编排制版方面应注意的事项。
原来过去出版的各种美术画册，从来不标明原作尺寸。鲁迅对此甚表不满。那天他就要求这本画集出版时，应在每幅作品下端，除署明画题和作者姓名外，并注明原画尺寸。如果和原作一样大小，就标明“原寸”二字。他认为这样做，就使读者看到复制品时能够想象到原作的大小，这也是出版者尊重原作者的一种必要表示。《苏联版画集》就是遵照他的嘱咐这样做的，现在，我看到很多美术画册也都这样做，得到美术工作者的好评。饮水思源，这一点应归功于鲁迅。
苏联木刻家的技术既如此精密细巧，制什么版才能存真呢？鲁迅在《论翻印木刻》一文中曾说过：“锌版的翻印也还不够。太细的线，锌版上是容易消失的，即使是粗线，也能因镪水浸蚀的久暂而不同，少浸太粗，久浸就太细，中国还很少制版适得其宜的名工。”因此他印《引玉集》时送日本去印珂罗版，但每制一版，最多只能印三百次。那天，我们对这批名贵的苏联木刻制什么版的问题，尤其像两幅木刻邮票等，交换了意见，但未获结果。当时我提出可否按《引玉集》那样送日本去印制，他答应把东京那家印刷厂介绍给我们。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原作系向苏联方面借来，远道寄递，如有差错，那就非同小可了。关于苏联方面提出定价务求低廉这一点，鲁迅认为极重要，应尽量使画集能为一般读者买得起。在书价问题上，他要我向“良友”经理力争。他又建议不妨出两种版本，后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我又谈到今后出版其他版画集的一些设想。最后我向他提出可否为画集另写一篇序言，他听了我的要求后，微笑地点头答应了。这使我感激万分，这一天，我的两个愿望都实现了。
等到他把有关事项都向我交代清楚后，时间早已过了五点，迅速西沉的太阳，使屋内光线逐渐变色。他站起身来伸了一下腰，频频地用手帕拭去额上的汗水。忽然间，他接连咳嗽起来，我才发觉这一个下午把他老人家累坏了。我恳切地要他休息一下再回去，他不等我说完，已拿起放在桌上的呢帽，一下就跨出了房门。我跟在他后面缓步走下铁扶梯时，从背后看出同上次见面时相比，他已苍老多了。在大门口握别后，他匆匆地往北走去，我久久地站在门口，在暮色苍茫中，望着他的背影渐渐隐没入人群中。独自回到三楼编辑室时，只看到空荡荡的长沙发上堆着已经选好的画稿，地下丢满了烟蒂。想到鲁迅最近身体欠佳，为了介绍十月革命的辉煌事迹，为了让木刻青年多所借鉴，仍然满腔热情地花了整个下午抱病来选画这种为革命文化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使我长久地平静不下来。这天下午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我终身难忘的，因为这不仅是鲁迅最后一次来“良友”，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不久，他就病倒了。
鲁迅回去后第二天，四月八日立刻给我一封信，告诉我印《引玉集》的东京印刷厂地址。接着说：
就是印《引玉集》那样的大小，二百页左右，成本总要将近四元，所以“价廉物美”，在实际上是办不到的，除非出版者是慈善家，或者是一个呆子。回寓后看到了最近的《美术生活》，内有这回展览的木刻四幅，觉得也还不坏，颇细的线，并不模糊，如果用这种版印，我想，每本是可以不到二元的。我的意思，是以为不如先生拿这《美术生活》去和那秘书商量一下，说明中国的最好的印刷，只能如此，而定价却可较廉，否则，学生们就买不起了。于是取一最后的决定，这似乎比较的妥当。
如果印起来，我看是连作者的姓名和题目，有些都得改译的。例如《熊之生长》不像儿童书，却像科学书；《郭尔基》在中国久已姓“高”，不必另姓之类。但这可到那时再说。
这里可以看到鲁迅回寓以后，为制什么版的问题，替我们费尽心机；考虑到那位秘书提出售价要低廉，他建议我再去找秘书谈一次；关于画题译名问题是他事后想到的，也提醒我们注意。
不久，我们找到了一家制版所，他们能用制锌版的方法，改用三氯化铁代替镪水浸蚀在厚铜版上，既有深度，又能保持极细的线条，名曰铜锌版。试制几幅后，效果甚佳，两幅邮票做得非常逼真。于是我寄了几幅样张给鲁迅看看。四月十七日复信说：
所做的铜锌版，成绩并不坏。不过印起来，总还要比样张差一点，而且和印工的手段，大有关系：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
照《引玉集》大小，原画很大的就不免缩得太小，但要售价廉，另外也别无善法。《引玉集》的缺点，是纸张太厚，而钉用铁丝，我希望这回不用这钉法。
制版技术问题解决后，接着彩色版样张也出来了。我又去请蔡元培老先生为这本画集写了一段题词，用手迹制版，放在书前，这是得到鲁迅赞许的。这段题词也是宝贵的文献，抄录如下：
木刻画在雕刻与图画之间，托始于书籍之插图与封面，中外所同。唯欧洲木刻于附丽书籍外，渐成独立艺术，因有发抒个性寄托理想之作用，且推演而为铜刻、石刻以及粉画、墨画之类，而以版画之名包举之，如苏联版画展览会是矣。鲁迅先生于兹会展览品中精选百余帧，由良友公司印行，足以见版画进步之一斑，意至善也。
展览会目录上那篇英文的介绍说明，我遵照鲁迅的意见，试译一遍，请鲁迅过目后，也已打了清样。这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但等鲁迅答应写的新序了。五月二十三日，我写了信给他，他当天复我如下：
发热已近十日，不能外出；今日医生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能断定。何时能好，此刻更无从说起了。
版画如不久印成，那么，在做序之前，只好送给书店，再转给我看一看。假使那时我还能写字，序也还是做的。
现在查阅当时的《日记》，鲁迅连续几夜都有低温。五天后的二十八日，记有：“得赵家璧信并复制苏联木刻。”我现在回忆，那是我已把印刷完成的图版部分用散装形式送给了鲁迅，说是供他写序时作参考，实际上是向他暗示，书版已全部印成，只要序文一到，即可出书了。再查《日记》，二十九日请须藤医生来注射强心剂一针；三十一日记有：“下午史君引邓医生来诊，言甚危，明甫译语。”这一天就是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请了美国医师邓肯来会诊，断定鲁迅所患已是肺病进入最后危险期的那一天。今天回想，当时我对鲁迅的病情真是一无所知啊！我真不该在那样的时刻，还为了写序的事去催逼他。
六月二十四日，我收到许广平寄我的一封简信，内附鲁迅为画集新写的四段序文。先看笔迹是许广平的，读到最后，才知道是鲁迅病中口述，由许广平在病榻旁逐字记下的。鲁迅指定仍把发表在《申报》上的文章放在前面，后面加上这新写的几节。新序中说：
右一篇，是本年二月间，苏联展览会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写来登在《申报》上面的。这展览会对于中国给了不少的益处；我以为因此由幻想而入于脚踏实地的写实主义的大约会有许多人。良友图书公司要印一本画集，我听了非常高兴，所以当赵家璧先生希望我参加选择和写作序文的时候，我都毫不思索地答应了：这是我所愿意做，也应该做的。
参加选择绘画，尤其是版画，我是践了夙诺的，但后来却生了病，缠绵月余，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写序之期早到，我却连拿一张纸的力量也没有。停印等我，势所不能，只好仍取旧文，印在前面，聊以塞责。不过我自信其中之所说也还可以供参考，要请读者见恕的是我竟偏在这时候生病，不能写出一点新东西来。
这一个月来，每天发热，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我觉得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自十月革命以后，开山的大师就忍饥，斗寒，以一个廓大镜和几把刀，不屈不挠的开拓了这一部门的艺术。这回虽然已是复制了，但大略尚存，我们可以看见，有那一幅不坚实，不恳切，或者是有取巧，弄乖的意思的呢？
我希望这集子的出世，对于中国的读者有好影响，不但可见苏联艺术的成绩而已。
我们从这几段充满着激情的文章中，深深地感染到作者那颗热爱十月革命、热爱真理、热爱艺术的窃火者的心灵，纵使暂时受到疾病的折磨，还是像太阳一样发放着光和热；至今读来，仍然照暖着每个读者的心。查六月份的《日记》，一日至五日病势沉重，六日起到三十日止，因“日渐萎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在连每日必写的日记都停笔的大病之中，仍念念不忘于这批苏联版画，接我信后，还于二十三日扶病口授序文，赶在出书前如约寄出，虽寥寥数百字，真是字字呕心沥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