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们编辑的《志摩全集》原稿转移给“商务”以后命运如何，陆小曼有一篇遗作题名《遗文编就答君心——记〈志摩全集〉的编排经过》，叙述甚详。^[30]一九五四年，私营出版社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设在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初改公私合营，后改国营。在整理旧稿时，对于暂时不会出版的书稿，都按规定无条件退还作者或作者家属，预付版税，不再追还，《志摩全集》八卷本（后改八卷本）的最后清样和全部纸型，就这样由“商务”退还上海的陆小曼了。小曼接到全部清样后，曾约我去看过。可见这套书直到陆小曼去追问当时担任商务总经理朱经农以后，才由编审部重新整理发排的。这时上离小曼交稿日期已越十三年，而当时正临近解放战争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三大战役发动的前夕，由商务付印出版，当然是无从谈起了。

一九五七年四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请卞之琳编《志摩诗选》，去信通知住在上海的陆小曼，要她提供诗人照片和手迹，她接信后，喜出望外。虽然紧接着发生的反右扩大化以及随后的十年内乱，诗选计划在出版社里又躺上二十多年，粉粹“四人帮”，党中央拨乱反正后，卞之琳已于一九七九年九月的《诗刊》上发表了有关徐志摩的文章，肯定他是一位“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的诗人，现在这本志摩的选集，据说即将与读者见面，虽然陆小曼已无缘读到了。

一九四九年后，陆小曼才真正戒除了嗜好，在社会主义的新社会里，真正获得了新生。她写文章，翻译泰戈尔小说，参加上海国画院与上海美协的活动，创作了许多受到中外人士称赞的山水画，为成都杜甫草堂举行的“杜甫生平”画了四幅纪念画。当时，陆小曼与赵清阁友情甚笃，往来频繁。据赵清阁最近回忆说：“记得是上海美协举办的一次展览会，陆小曼参加了几幅画。就在这个展览会上，她的画引起了陈老总的注意。陈老总眯着眼睛一面观赏画，一面带点惊诧的神情，自言自语着：‘这画很好嘛！她的丈夫是不是徐志摩？’”^[31]陪同参观的人就把陆小曼的生活和工作近况告诉了当时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从此陆小曼得到了党的关怀和照顾。一九五六年起，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一九五九年起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一直到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病逝于华东医院。

陆小曼的侄女陆宗麟，与陆小曼共同生活了许多年，她最近告诉我1949年后有关小曼的两件值得一记的事。陆小曼第一次见到陈毅市长是在一九五八年。在一次上海市委召开的会议上，小曼去出席会议时，工作人员把她领到一位首长的旁座。这位首长亲切地问到她的健康，鼓励她多作画，可以开个个人展览会；又要她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小曼见到党的领导同志平易近人，非常亲切，亲身体会到党的温暖。会议休息时，老画家钱瘦铁上去问小曼：“陈市长和你谈了些什么？”小曼平时不很关心国家大事，她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坐在她身旁的就是上海人民所爱戴的陈老总。还有一次是在一九五七年，张歆海夫人韩湘眉自美回国探亲，曾两次打电话找陆小曼，她都未接到。小曼见到上海美协主席赖少其时，向他谈起这件事，并表示不愿接见这样一位远居国外又数十年没有见面的徐志摩和她的老朋友。赖少其鼓励她去锦江饭店看望韩湘眉。当两人见面后，韩湘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因为她在美国听徐志摩的老朋友们，都把小曼说得一身是病，什么工作也不做，而且日子也很难过，因而她受老友们的委托，一方面来看看她，一方面还准备给她一些帮助。现在站在她面前的陆小曼，不但身体健康，精神也极旺盛，还知道她一直在绘画，在翻译小说，并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她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韩自认小曼确实大变了。据陆宗麟说，那晚她姑妈回家，那副手舞足蹈的兴奋劲儿，简直像打了一场胜仗回来。多愁多病、意志消沉的陆小曼，终于享受到了一个幸福的晚年，而且发挥了她的一技之长。

一九六五年春，她知道自己即将不起，把“商务”退还的《志摩全集》全部清样和该书纸型，还有一些志摩遗物，包括志摩的字和梁启超的对联等，嘱咐陆宗麟通知陈从周领去保管。陈从周是徐志摩的表妹夫，他对志摩小曼有深厚的感情，迄今为止成为研究志摩的唯一重要参考资料《徐志摩年谱》，就是由他于一九四九年在上海自费编印的，当时仅印五百册，非卖品，也有一部分流传海外（这本《年谱》上海书店已影印出版）。陈从周从陆小曼那里接受这批文物后，考虑到交国家保管胜于个人珍藏，因此除一般文物送浙江博物馆外，《志摩全集》清样，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全部捐献给北京图书馆，时间正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的三个月。

陆小曼病危期间，我曾去华东医院看望她。她谈了许多感谢党的心里话。她对我说，“如果不解放，我肯定活不到今天；假如志摩生前知道，我们的共产党是这样的好，他也会和我一样相信的，可惜他死得太早了”。她又不胜惋惜地讲到志摩最后一天如果不坐那只小飞机的可能性。她告诉我，“九一八”事变后，志摩曾搭乘张学良的福特牌座机自平返沪。途中张学良曾向志摩谈了许多蒋介石自己不抗日，还要张替他背黑锅的怨言。志摩那次回家，一方面对坐飞机兴趣很浓，因此引起小曼的警惕，要他以后不要再坐；另一方面，志摩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极表不满，因而更激起他更大的义愤。小曼说：“可惜他生前没有机会接触党。如果不死，我相信他不会跟着走胡适的道路，也有可能走闻一多的道路。”我向她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我心里默默地想着，还是茅盾的话比较符合诗人的思想实际：徐志摩会走什么道路，“我们不便乱猜”。虽然他留下的文学作品，将永远成为新中国文学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曼最后嘱咐我的话，还是念念不忘于那部《志摩全集》。我安慰她，志摩的书将来肯定要出，不但会越出越多，而且会出版一种以上的全集本的。现在海峡两岸不是都在出版志摩的作品吗？

我一直准备写这样一篇回忆史料，一拖再拖，到今年，正好志摩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就把它作为我对志摩老师的一点纪念吧！

19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