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战争发生，《良友》画报停刊四个月。五月份恢复出版时，最先两期缩小开本，从影写版改为铜版印。七月恢复大开本，增加白报纸印文字增刊十六页，每期刊载国际时事述评和文艺创作等。就在这年四月，有位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瘦瘦高个子的北方人来到“良友”编辑部。他庄重朴实，不苟言笑，虽和我们一样穿一身西服，却毫不讲究。经理第一天给我们介绍时，称他郑君平先生，陕西长安人。

当时，我刚刚跨出校门，开始编“一角丛书”。但认识的文艺界圈子极小。组稿对象，仅仅是大学里的老师、同学，同乡、文友，还有几位月刊的经常撰稿人。“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把东北三省拱手让人，思想上极为苦闷；接着发生在上海的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结果被蒋介石出卖的悲惨结局，使自己对个人、民族、国家的前途茫然若失。虽有把文学、艺术、编辑、出版作为终身事业的愿望，但究竟为了什么这样做心中无数。

那时的编辑部占据着大约有一百多平方米的大办公室，全室十多个人，我和伯奇的办公桌正好并列在西窗底下。中午饭食自理，我和伯奇两个非广东籍的编辑经常去北四川路的小饭店共进午餐，伯奇还常请我去吴淞路日本购买组合二楼的餐厅吃日本饭。从日常的接触和谈心中，增强了相互间的了解，逐渐建立了友谊。大约一个月后，他才告诉我他就是郑伯奇，这次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耳目，改名来此工作。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大文学部，参加创造社。大革命时期，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曾任上海艺术大学教授，上海艺术剧社社长，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等。我一方面大吃一惊，看不出他是一位革命老前辈；一方面也私自庆幸，来了一位难于访求的好老师。

正当我在思想上苦恼、事业上束手无策的时刻，郑伯奇同志来到我的身边，正好成为我前进道路上的指路人。他比我年长十三岁，谦虚坦率，平易近人，完全是一位忠厚长者。自从我知道他的来历以后，他对我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此后几年，我在编辑计划上有些什么想法，总是先向他请教；我自己写好了什么文章，总是先请他过目修改。对于我的编辑计划，他总是站在我的背后支持我，循循善诱，却从不强加于人。他真是我的良师益友。也在他的教诲下，我开始读了一些过去不知道或是虽然知道却不愿化功夫去认真阅读的革命书籍，逐渐懂得了一点革命的道理。同时通过他的关系，认识了许多“文总”“左联”“社联”和其他进步作家。我的组稿对象一下子大大地开阔了，既充实了“一角丛书”的内容，又为以后编辑的各套文艺丛书打下了基础。对我来说，伯奇来后，一个崭新的活跃的组稿局面打开了，我作为编辑的活动天地扩大了。不久，在上海的进步出版界阵营中，便出现了“良友公司”这样一支引人注目的新军。

伯奇在最初一年半时间里，为《良友》画报的文字增刊每期用“虚舟”笔名撰写一篇国际时事述评。他用科学的进步的观点，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立场上，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淞沪战争之后，全国人民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中，亟需了解国际上的风云变幻和政治动向，伯奇就在下列的这些题目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危机》《没有失业者的国——苏俄》《日本最近政变的解剖》和《德国法西斯蒂的前途》等等，向读者进行国际形势教育。这在一贯偏向生活趣味的《良友》画报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创举，替素来对国际政治动态漠不关心或不会分析的画报读者，第一次打开了眼界。同时他又用“华尚文”笔名发表小说和散文。不久，茅盾、丁玲、张天翼、楼适夷等的散文或小说也陆续第一次在《良友》画报上出现，那是因为从一九三二年九月开始，《良友》画报实际上已由马国亮接手主编，他也深受伯奇的影响了。

从一九三三年七月开始，伯奇用郑君平名义主编《电影画报》。编者在创刊号中说：“本报以提倡国片为主。我们很想提高影迷的趣味，增加观众对于电影艺术的理解，间接促进中国电影的前进。”在一九三三年出了小开本的六期；一九三四年出了大开本的十期。一半用铜版纸刊印演员个人照和剧照，一半是文字，内容并无特别引人注目之处。但是这个电影刊物与伯奇在进步电影界的活动具有密切的关系，这给伯奇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使他在电影界获得广泛接触的机会。我现在回忆，这一时期，伯奇不但在“良友”同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他的社会活动，也比前一年活跃得多。

我们编辑部靠东北角是一间用木板相隔的会客室，因光线不足经常开着电灯，屋内放着三四张沙发，来看伯奇的朋友很多。我记得经常来的有阿英、夏衍、凌鹤等。起初只有伯奇招待他们，后来我也常常参加谈天，最后，马国亮也和他们交上了朋友。我当时只知道伯奇在电影界关系很多，活动频繁。他还为凌鹤编的《申报·电影专刊》经常写新影评，用的是席耐芳等笔名。但究竟他在干些什么，我从不过问。直到最近读到夏衍同志《忆阿英同志》的文章^[2]，才知道当时以《孤儿救祖记》等伦理片起家的明星电影公司，主动邀请三位进步作家去当编剧顾问，建立了党的阵地，其中除阿英、夏衍外就是郑伯奇。

于伶所写《先驱者战斗的一生——缅怀郑伯奇同志》^[3]一文中，还说到：“适值‘九一八’‘一·二八’两大事变之后，国产电影在外来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摧残下，面临极大困难。挣扎于危机中的明星公司，通过阿英同志要求左翼人士援助。经当时党的文艺领导瞿秋白同志指示，组成了由夏衍负责的电影小组，和伯奇、阿英三位，用黄子布、席耐芳与张凤吾这假名，秘密受聘为该公司剧本顾问。”在介绍与传播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电影艺术理论方面，郑伯奇与夏衍用上述假名分别翻译了普多夫金名著《电影导演论》和《电影脚本论》，在上海《晨报》副刊《每日电影》连载发表。“同时，在电影小组领导下，建立起了一支庞大的影评队伍，上海各报每天有影评文章，署名郑君平、郑平子、席耐芳等笔名的建设性影评，就是郑老勤奋战斗的成果。”这些文章，仅有一小部分编入他的《两栖集》中，该书由“良友”出版。

另一篇阳翰笙同志写《痛悼田汉同志》的纪念文章，^[4]有一段回忆也使我联想起伯奇和“良友”的关系。文章说：“继夏衍、阿英、郑伯奇等同志在‘明星’公司建立了党的阵地之后，”他们又利用资本家的资本筹组艺华影片公司，拍摄了许多反映人民疾苦，反对日帝侵略的革命电影。后来逐步“夺取了‘明星’‘艺华’‘联华’等编导权。进步电影取得了压倒的优势！”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就用所谓‘电影界铲共会’名义，纠集流氓打手，对艺华公司进行捣毁破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事件！”这件事发生在艺华公司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九时；同日上午十一时，良友公司的门市部大玻璃窗，也被一个手持铁锤的“怪客”击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文化“围剿”的罪行，由于鲁迅在所编《准风月谈》后记中把它“立此存照”而永远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面材料。当时“上海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的油印警告信，不仅发给各书店各报社，“良友”经理也于次日收到一份，他曾给我看过。信末说：“如有不遵，我们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仅仅两年前还不为国民党反动派放在眼里的良友公司，忽然与艺华公司同时成为值得大动干戈，把它作为一“铲”为快的目标，这从反面证明了伯奇进入“良友”后所做的工作确实是不平凡的。一九四九年后，我才知道他并非共产党员，但回忆那可纪念的四个年头里，他在良友图书公司，也像他在明星影片公司一样，在党所领导的文化反“围剿”斗争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