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个出版计划，得到茅盾、郑振铎、巴金、黎烈文、傅东华、郑伯奇等的大力支持，一九三六年夏开始组稿，分卷问题和请谁来编选有关，有的很早就确定了，但也有个别国家经历了一段周折的。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家来信，在“十年浩劫”中已荡然无存，现在仅能根据记忆和一九五七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短文[3]中留存的片段书简，分别追记如下。
几个主要国家如英、法、美、日四集，很早就决定请住在上海的傅东华、黎烈文、郑伯奇担任编选，我自己编选美国集。德国集原拟请精通德语的郁达夫担任，我和郑伯奇商量的结果，想到北欧诸国如瑞典、芬兰、挪威和丹麦等，他们的作品译成德文的居多，也需要一位通德语的作家，因此把北欧集请郁达夫担任，而请郭沫若任德国集的编选，他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等的著名译者。
请郭沫若担任“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德国集》的编选者，我是有些顾虑的。一九三五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筹备期间，我们已约定请郭沫若担任《诗集》的编选，郭沫若也已来信同意，不久因图书杂志审查会的无理阻挠，临时取消前约，我们对此，深感歉仄。一九三六年，审查会已因“《新生》事件”而撤销，但我还是请郑伯奇为我去信日本，先向郭老说项。十一月下旬，我专诚去信约请郭沫若担任编选，十二月二日，收到他的复信说：
“世界短篇小说大系”承邀担任德国部分，似可勉强为之。但译文材料手中毫无搜集，望尽量提供，用后退还。
我记得我们曾把两三批资料寄往日本，抗战爆发前，郭沫若的选稿尚未寄到。
郁达夫当时已从杭州迁往福州，我于得到郭沫若复信后，就与郁达夫联系，他复信表示同意。一九三七年三月廿六日来信说：
中文译本已出材料，请尽量供给，因此地无书可买也。北欧国少，作家也不多，而经中文译出者，恐亦不易集成三十万字耳。并且我的参考书都在杭州，总想于五月或六月中回浙一次，将这些书运来，才能动手。
我把他需要的材料送去福州后，久无音讯，原来他已如期地完成了上述信中所说的打算。七月二十日来信说：
前两日匆匆去沪杭一转，将关于北欧之藏书，全部带来福州，过沪时，因时迫未曾晤面。……因久不见广告刊出，疑此举已作罢论，究竟你们预约卖了多少？出书定有把握否？尚祈示知。国事如此，心绪极恶，不多书矣。
此信收到后二十三天，“八一三”抗战爆发，郁达夫的殷忧，不幸而言中，这当然是后话了。
南欧集以意大利和西班牙作品为主，兼及葡萄牙，我们请懂得意、西两个稀有语种的诗人戴望舒编选，大家认为非常合适。那时他住在上海，他是最早交稿的。我们计划八月廿五日出版的第一卷，就是这本《南欧短篇小说集》，共选意大利作家十八人，作品二十二篇，西班牙作家十五人，作品十九篇，其中由戴望舒自译的有十篇，这些译稿都已打成纸型，我手中留着的一份清样，一直保留到“十年浩劫”的前夕。望舒在香港沦陷期间坐过牢，一九四九年十月回到解放后的北京时，已患着严重的气喘病。那年冬，我去北京见到他时，他对这本《南欧短篇小说集》还殷殷垂询，我无言可告，不料一九五〇年二月，他就离开了我们。
除北欧集和南欧集以外，当时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统称“新兴国”。这本集子，原约茅盾担任，因为他曾翻译过新兴国的许多作品，后因事忙，推荐巴金、鲁彦或孙用编选。我最先找巴金，他介绍鲁彦，最后决定由他们二人共同编选，实际工作由鲁彦负责。抗战爆发前，已把选稿交来一部分，计有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国的十七位作家，作品二十篇，其中三篇是由鲁彦新译的。鲁彦不幸于一九四四年湘桂战争撤退时，病死于桂林。
郑振铎对这套大系甚为关心，并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从事创作文学的人，很多能通一二国外语，所以大部分作家兼搞文学翻译工作。而从俄文、英文或日文介绍进来的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对我国的新文学建设事业，更起到过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鲁迅还说过：“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当我问到俄国集找谁编选最为合适时，他立刻推荐了正在苏联工作的耿济之。他介绍我和耿济之第一次通信，耿济之除接受我们的邀请，愿意担任编译工作外，对我提出如何划分革命前后的作品时，他答复说：“可用俄国短篇小说集总称，而分甲集旧俄之部和乙集新俄之部。”当时，国内文化界经常称苏联为新俄，出版物中也有用新俄二字的，但有的朋友不赞成这样的称谓。我便去信请教茅盾先生，他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七日答复我：
兹先答尊询新俄旧俄之争。鄙意革命前作品为一册，可称旧俄；或径名“俄国”亦无不可。至于革命后作品，以用苏联为妥，盖苏联为正式国名之缩写，就是USSR也。新俄二字决不宜用为书名。鄙意书可分二册，一、俄国，二、苏联。……俄国二字代表以前，苏联二字代表以后，俄上无须加形容字。
茅盾对“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关怀支持，为我排难解纷，正如他对“中国新文学大系”一样，至今铭记在心。
俄国集肯定分二集后，拟请两位俄国文学专家分别担任编选。最先仅考虑到耿济之身在苏联，搜集新资料或较方便，所以请他担任苏联集，而由住在北平的曹靖华编选俄国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九日，我收到曹靖华来信说：
最好是我与耿先生对换。我看耿先生很爱旧俄东西，而我则酷爱新俄东西，我对旧东西实在感觉不到兴趣，不然吃力不讨好。
经过洽商，双方同意互调。
抗战胜利，我从重庆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起，改在晨光出版公司主持编辑工作，曾为耿济之出版过他翻译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四卷本，书是在他死后出版的。关于三十年代曾请他编选《俄国短篇小说集》事，我曾在近几年所写回忆文章中简略谈及，但当年他在苏联工作期间是否已动手编选，情况如何，对我一直是个谜，而且也无人可去打听。他的老夫人钱福芝同志至今还和我通信，她对济之生前译作等情况是一无所知的。去年我读到戈宝权的《忆耿济之先生》，才第一次知道这个集子是耿济之和戈宝权二人共同编选的，这就为我这篇出版史话增添了新材料。戈宝权在文章中说：
我又记得当他在莫斯科时，良友图书公司准备继“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后再编一套“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也是十本，赵家璧先生请他选编《俄国短篇小说集》，他把这件事嘱托给我。我们两人共同研究了选题，选了二十多个作家的作品二三十篇，凡已有中译本的都尽量采用，此外再补译了一些作品，我记得他重译了他早年翻译过的赫尔岑的《鹊贼》，在很短几天之内就把它译完。……我翻译了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的《塔曼》。……这部书的稿子后来的下落就不明了。[4]
我读完这节回忆录后，仿佛又回到了孤岛时期与济之共同在上海生活的一段日子，当时我们经常在一起，但我一直不敢启口，向他询问这本俄国小说集译稿的情况。戈宝权的文章对我揭开了一个谜。为了了解得更多、更具体、更直接，我在去年八月底去信北京，向戈宝权同志求教，正好他出外讲学。十二月六日他写了封长信答复我。他说，耿济之是在一九三六年年底调至莫斯科中国大使馆担任秘书工作，“他是我国翻译和研究俄国文学的老前辈，同时又是我叔父戈公振的好朋友，我走上翻译和研究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的道路，在相当程度上受了他的影响。当他调到莫斯科后，我有时常去大使馆他住的地方看望他，陪他踏着寒冬的冰雪逛书店买旧书。一九三七年初，你代表良友图书公司请他编选“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中的《俄国短篇小说集》，他当即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请我协助参加编选和翻译工作。我当时还不过是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当然感到既高兴也荣幸”。他们两人先研究了选题，把从普希金到高尔基的二十多位俄国重要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列了一张表，如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里的《外套》等等，每人少则一篇，多则数篇。戈宝权同志说：“我已经看到“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几本小说选，知道这套丛书的编辑方针。同时我又从上海购到一本新出版的《生活全国总书目》，我立刻把其中俄国小说的中译本都抄下，由耿济之先生写信给你们，请你们在上海设法搜购。过了不久，就接到你们寄来的几包书……我们从中选出了可用的译文。”戈宝权把小说选编成后，交给了耿济之，由他撰写导言，这已是一九三七年夏天了。信的最后说：“这年年底，我离开莫斯科经欧洲回国，那时耿先生还在莫斯科。听说他后来在这年年底或一九三八年也经欧洲回国。从那时起，我不知道这部译稿的下落，我们也未再说起过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这套大系没有能出书，俄国小说集未能出版，确实是一件憾事！你这次不再提这件事，我也早把它忘记了，想不到的是我走上翻译和研究俄国文学的道路，这还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