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振铎怎样开始爱好和搜集古代版画的，他在一九四九年前所写文章虽有谈及，都语焉不详，而且从未提到过一九三一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前年在北京尔康同志处，见到他父亲的一篇遗稿，其中有一节颇有史料价值，摘录如下：

我个人搜集中国古代木刻画，已经三十多年了。最初，为了研究小说、戏曲，买了些近代木刻、石印的或铅印本的《水浒》《红楼》和《西厢》《还魂》等书，对于其中插图感到了兴趣。后来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得到了明刊本的《李卓吾评琵琶记》《玉茗堂评红梅记》、臧晋叔改本的《四梦》等，乃如贫儿暴富，摩挲不已，觉得这些明代所刊的木刻插图，又胜过石印、铅印本和暖红室等近代木刻本插图不知多少倍。明刊的木刻插图，笔致生动，刀法精工，一翻开来就会令人感到神采奕奕，秀丽异常。这不是平常的庸俗的刀笔，这乃是上乘的精美的艺术创作。于是便着意予搜罗明刻的小说、戏曲乃至其他有插图的明刊本书。然此类书往往可遇而不可求。辛勤阅肆三十年，所得不过五六百种。曾向友人吴瞿安、马隅卿、王孝慈诸先生摄得他们所藏的明刊本书籍的插图数百幅。然所见者都是明代嘉靖（1522—1566）到清代康熙（1662—1722）的东西。后来又补收了康熙以后的木刻画。但嘉靖以前的木刻画却极为罕见。一九三一年在北京市上得到了从“佛藏”中掏取出来的古刻本佛、道二百多种，其时代从宋元到嘉靖都有。中国木刻画史的一段空白时期乃得以填补起来。……^[4]

文中提到的“佛藏”的所在地，据说就是北京法源寺。这所法源寺即唐代的悯忠寺，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佛像最晚是明代前期所塑，其中也有金、元二代的塑像。原来泥胎或木胎的佛像或菩萨像背后都有一个方孔，这在任何庙宇中至今还能看到。但在古代，塑造或重修佛像时，都把历本、经卷等投入方孔，以记年月，以祈福佑，其中也有其他各种书卷。投入的时代越早，便越被埋置在下面，一般僧人也不了解这些文物的价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三省，沦入敌手，北平形势，岌岌可危，僧人生活困难，便开始想起把这种深藏在佛像肚子里的破旧书卷，偷出去卖给旧书商，借谋温饱。一旦被识货的书商发现，视为珍品，便互相勾结大量盗卖；而且越挖越深，越是深藏肚底的书，年代越久，价值越高。后来逐渐引起在京外国研究汉学专家的注意，顷刻间成为国内外内行人争购的对象。上述振铎遗稿中，接着就讲到他从这个来源，买到了许多彩印木刻珍本，如《程氏墨苑》《花史》《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彩印插图本《三国志演义》和初印本《芥子园画谱》一至三集等。从获得“佛藏”珍本起，他就决心要在中国古代版画艺术方面进行收购、整理、研究，随后就有复印传世之意。孤岛时期，终于实现了他的伟大理想。

振铎喜爱插图本古籍，而这类旧书，书肆都视为奇货，索价甚昂。大家知道他是个穷书生，穷教授，他如何搜购如许版本古籍呢？在他专为《中国版画史》写的长序（刊于样本内）中，有他自己的一段描述。他说：“凡兹所收图籍，类多得之维艰，或节衣缩食，或更典售他书以得之，有已得之，竟以无力而复失去，有获一见，而力不能收，竟听其他售。一书之得失，每至形之梦寐，数年不能去怀。”他常引用庄子的一句话：“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来描绘他的喜悦和复杂的心情。他在自序中还说：“集此千数百种书岂易事乎？往往斥半月粮，具大决心，始获得一二种。岂富商大贾，纨绔子弟辈之以书饰壁壮观者所能知其甘苦？殆如猩猩血，缕缕滴滴而出，无一非呕心镂肺之所得耶？”

振铎编印此书所化的精力是无可估量的。除他自己节衣缩食搜购原本外，留平期间，还经常带了几名摄影师去北平图书馆，收藏家周越然、吴瞿安、王孝慈等处，“尽摄所欲得之版画而归”。当时彩色木刻如《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都由北平荣宝斋刻工用木刻复印，工程浩大，费时甚久。单色木刻如《博古叶子》就用珂罗版，鲁迅原已列为“版画丛刊”之二，但北平珂罗版印工贵，进度也慢。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鲁迅致振铎的最后一信中就说到：“《博古叶子》早收到，初以为成书矣，今日始知是样本，我无话可说，不作序矣。”鲁迅写此信时，振铎早已从北平迁沪。不久鲁迅逝世，接着“八一三”抗战爆发，振铎自印版画的工作时断时续，但印刷珂罗版工作早已改在上海进行。所以自序中有一段是记述这套图录的印刷过程的。他说：“唯刷印之工，至为繁琐，数载经营，尚未及半。初拟复刻（日本大村西崖所辑《图本丛刊》皆为木刻复印者），然精良之刻工不易得，且易失原作精神，遂决用珂罗版印行。”自序写成于我们谈妥之后，可有一半印工，当时尚未完成。珂罗版要先把原画翻印在玻璃版上，所以孤岛时期到庙弄振铎家去的朋友，都可以看到楼下室内四角以及屋外廊下，随处堆放着一堆堆黑漆漆的玻璃片，谁知这些都是振铎心血的结晶呢。

为了进一步了解振铎一个人如何负担起把一千三百多幅版画用珂罗版印成《中国版画史图录》的经过，我今年在上海找到了当年为他担任这方面工作的珂罗版印刷工胡颂高同志，他今年七十岁，已自上海古籍书店退休。据他说，珂罗版是近代印刷术中最早适用于复印图版的。把原作用照相机摄成底片，然后在太阳下晒制在涂过感光胶的玻璃片上，再翻印在石头上，以纸覆盖其上即成，所以又名石印；都是手工操作，一次仅能印二三百幅，需一天时间。这种印刷术，现在早已被淘汰了。“八一三”抗战后，他在他叔叔画家胡汀鹭所开设的安定珂罗版社工作，能制图印刷，经常为艺苑真赏社复印碑帖字画，出品与原作相比，几可乱真。他经常去中国书店送货，见到郑振铎先生，振铎欣赏他的技术，就请他到庙弄去谈，从此大量的印刷任务就交他带回去做。此外，还有一位专印珂罗版的戴圣保，开了有一家仅有两架珂罗版机的印刷厂，也一直替振铎印版画；后来就搬到庙弄郑振铎寓所的底层，振铎还帮他添置了两部印刷机，专印各种艺术画册。振铎自编自印的工作一直继续到上海解放。为了保卫民族文化，发扬并传布我国伟大的艺术传统，他独自一人担起了这付重担。现在回顾，这样的一位作家、学者，在一九四九年是极少见的。鲁迅生前，早就高度肯定他的这种实干精神，所以在一开始就给以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支持。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写到郑振铎时说：鲁迅“先生爱一切人，爱一切有专长的人，就是肯印书的人，他极力夸奖鼓励。他说：‘他是老实的，还肯印书。’又说：‘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多几个呆子是好的。’先生自己亦明知是呆子而时常做去。”^[5]郑振铎先生在编印中国木刻版画方面，就是这种最可宝贵的呆子精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