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是年二月，志摩先生去北京大学执教，离沪前，我又去他家送行。六月中，我给他去了一信，说风潮已息，同学们还是希望他回来。六月三十日复我一信，开头说：
你的信颇使我感动。一来你写得十分真挚，二来，我在光华先后几年，确有使我系恋的地方。诸同学对我的感情，如今在回念中尚是有甜味的。我是极不愿脱离光华的，一因去年不幸的风潮，又为上海生活于我实不相宜，并兼北方朋友多，加以再三的敦促，因而才决定北来的。
这是志摩先生给我的唯一的一封信。信的末段，还给我开了一批研究古希腊文学的书单，最后说：“你能如此黾勉从学，我是说不尽的欢喜，你爱研究古希，尤其是好门径。”可惜不久，我就放弃古希文学的研究，而转向研究现代美国文学，这是志摩先生所反对的。
这次徐志摩离沪迁平，表面原因似乎是光华的学潮，事实上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他给我信中，也说出了“上海生活于我实不相宜”。研究徐志摩的创作生活，前后总共不过十年。只有最早的两年，他自己承认“我的诗情真有些像山洪暴发，不分方向乱冲”。[12]这些作品都收在《志摩的诗》中。一九二七年《翡冷翠的一夜》出版时，他已在序文中说：“这几年都市的生活早就把它压死，这一年间我只淘成了一首诗，前途更是渺茫。”[13]当时对他创作生活起消极作用的是与陆小曼的婚姻，她给他带来了庸俗奢侈的社交生活；此外，婚后与他老父决裂，也引起了他家庭经济上的窘迫。一九二七年有两件事很可以说明当时诗人寓居上海这个十里洋场期间的矛盾心理。八月三日他给周作人信中说：“我新办两家店铺，新月书店想老兄有得听到，还有一爿云裳服装公司，专为小姐娘们出主意的，老兄不笑话吗？”[14]这家服装公司实际上是志摩前妻张幼仪出资创办，而用陆小曼、唐瑛等名媛的名义开设在南京路上而轰动一时的。十月二十七日《志摩日记》上有这样一段自白：“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然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澹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暧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友们发金光的鞋袜。”[15]这里所说就是当时为募捐赈济而演义务戏，在上海夏令配克戏院上演京剧《玉堂春》时，他为陆小曼当配角的事。
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恋爱过程，可以称得起是一部充满着“爱，自由和美”的浪漫史；但当理想成为现实以后，诗人的幻想很快破灭，最后成了一幕悲剧。以后几年，陆小曼因体弱久病，染上了阿芙蓉癖，加上生活懒散，不理家政，以致日常生活入不敷出。诗人在这样的家庭中过日子痛苦已极，为了要解脱这个缠住他身心的绳索，他乘光华闹学潮之机，决心离开上海。他要把自己从这个泥潭里拔出来，同时还要挽救小曼。他在一九三一年到北平后写给小曼的几封信，看出志摩当时已下了如何大的决心。
即如近两年，亦复苟安贪懒，一无朝气。此次北行，重行认真做事，颇觉吃力。但果能在此三月间扭回习惯，起劲做人，亦未为过晚。所盼者，彼此忍受此分居之苦，至少总应有相当成绩，庶几乎彼此可以告慰。此后日子借此光明，亦快心事也。（1931年3月4日）
至于我这次走，我不早说了又说，本是一件无可奈何事。我实在害怕我自己真陷入各种痼疾，那岂不是太不成话，因而毅然北来。（1931年3月7日）
但上海的环境我实在不能再受，再窝下去，我一定毁；我毁，于别人亦无好处，于你，更无光辉，因此忍痛离开。母病妻弱，我岂无心？所望你能明白，能帮我自救，同时你亦从此振拔。（1931年3月19日）[16]
《猛虎集》是诗人生前自编的最后一本诗集，出版于是年八月，书前序文是他住在北平时所写，其中有几段话，既同上述家书中的情调相同，又表示了他追求新生的决心。诗人说：“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今年在六个月内在上海与北平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我久蛰的性灵，抬起头来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
徐志摩到北平后就借住在米粮库胡同胡适家里。他把在两个大学教书所得，留下三十元大洋外，全部汇沪充小曼家用。胡适和徐志摩友情极深，志摩与小曼的婚姻得以如愿以偿，胡适从中出了大力，这些经过，后来陆小曼曾给我详细谈过。但志摩和胡适在为人处世上并非真正的莫逆之交，小曼后来也曾向我提到，志摩对胡适在热衷仕途方面有一些不同看法。这次刚到北平时，给小曼信中说：“适之家地方倒是很好，楼上楼下，并皆明敞，我想应得可以定心做做工。”（1931年2月底）[17]最后给郭子雄信中又说：“适之热心国家大事，尚在南中。我在此号称教书，而教员已三月不得经费，人心涣然，前途黯淡。”[18]发此信是十一月一日，离出事之日不到二十天，更可见他对胡适的看法和自己经济拮据的狼狈相。诗人与胡适的不同处，还可以看他早在一九二七年写给胡适的一封信：
但你我虽兄弟们的交好，襟怀性情地位的不同处，正大着。……事业世界我已决心谢绝，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得到一种生活的状态，可以容我集中我有限的力量在文字上做一点工作。好在小曼也不慕任何浮荣，她也只要我清闲度日，始终是一个读书人，我怎能不感谢上苍，假如我能达到我的志愿。（1927年1月7日）[19]
当时志摩与小曼新婚不久，刚从硖石逃难来沪。同一信中还说了这样两句话：“我又是绝意于名利的，所要的，只是‘草青人远，一流冷涧’。”现在事隔四年，形势虽变，但小曼完全由于健康关系，找错了治病之方，以致沉迷于烟雾之中而不能自拔。我于两年前听到过一位熟悉当时情况的朋友告诉我，当志摩死后一年，他路过北京时就住在胡适家楼上那间房里，也就是志摩死前住过近一年的那间屋，胡家中人都不敢住了。半夜里胡适上楼和他谈起志摩遇难前的一些情况，使我这位朋友回想起就在这间房里，志摩借寓胡家时，有一个晚上，在临窗一张长藤椅上，曾向他诉说过一段苦衷。志摩对他说：“这些日，熟人都极力劝我，以为小曼既不肯来北京，最好是离婚。胡太太素以保护女权著名的，现在也居然同意这件事，但我不能这么办。你知道她原是因我而离婚的，我这么一来，她就毁了，完事了。所以不管大家意见如何，我不能因为只顾自己而丢了她……”当时我听到这段话，就回忆起小曼生前从未和我谈起过这样的事，我相信她至死也没有知道过胡适夫妇曾对志摩有过这样的献计。但从这件事，足见志摩对小曼的爱是真诚的，无私的；而他为人的厚实处，就表现在这种关键时刻。从此时起，志摩极力动员小曼迁离上海，和他一起在北平另租住处，重创新生活。可惜小曼既没有决心解除恶癖，也就无法离开上海这个万恶的殖民地大都市，因为只有在上海租界里，中国人是可以公开抽大烟的。
徐志摩在北平的几个月，因为换了一个环境，见到了许多老朋友，抬头看到了天，创作的欲望又一次跳动起来了。但是关键还在留居上海的小曼，而经济的拮据，使诗人的心情无法得到平静，因而《猛虎集》序文中的乐观的自白也无法成为现实。从七月开始写到上海的家书，已显示出诗人内心的无限悲愤和伤痛，下面抄两段诗人下半年所写家信中看了会叫人心酸的那种绝望的哀鸣。
你不记得我们的“翡冷翠的一夜”在松树胡同七号墙角里亲别的时候？我就不懂何以做了夫妻，形迹反而往疏里去了？那是一个错误。（1931年7月8日）[20]
今天是九月十九，你二十八年前出世的日子。我不在家中，不能与你对饮一杯蜜酒，为你庆祝安康。这几日秋风凄冷，秋月光明，更使游子思念家庭。……虽然光阴易逝，但我们恩爱的夫妇，是否有此分离的必要？眉，你到那天才肯听从我的主张？我一人在此，处处觉得不合适；你又不肯来，我又为责任所羁，这真是难死人也。（1931年10月29日）[21]
如果连同《猛虎集》序文中所说：“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那段话来对照，诗人在他生命即将结束前的一段日子，真像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志摩当时的生活，真是够他受的。雪莱在《西风歌》中所唱的：“我倒在生命的荆棘丛中，我流着血！”不是对志摩最后半年生活的最确当的写照吗？
发出上面这封信后十多天，十一月十三日，徐志摩回到了上海。他苦苦哀求小曼听他的话，跟他一起迁往北平，小曼还是没有勇气答应他。十八日离沪；因为要在南京处理一件要事，先在南京下车。原来打算搭乘张学良的福特式专机于十九日飞平，临行前夕张通知他因事改期。徐志摩本来可以搭火车或推迟一二天再走，又因要赶上林徽音那天晚上在北平协和小礼堂向外宾做的一次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讲演，他就检到从上海带在身边的一张免费飞机票，是中国航空公司送他的。那天上午八时，搭上该公司装运邮件的小飞机起飞了。十时二十余分，飞抵济南附近党家庄附近，忽遇漫天大雾，机触山顶着火。他在《云游》一诗中似乎已替自己的神奇的死事先作了如下的描述：
他要，你已飞度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徐志摩的死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茅盾在《论徐志摩》一文中作了这样的结束语：“最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徐志摩在《猛虎集》的自序中又告白了他的‘复活的机会’。……然而他就不幸死了。我们没有看见‘复活’后的他走了怎样的路，这一个谜，我们不能乱猜。”[22]
关于诗人遇难后的情况，沈从文同志数年前来信中告诉我其经过，作为史料，值得录下：
我当时在青岛大学，记得徐先生在山东遇难得北京电告时，我正在杨金甫先生家中，和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诸先生谈天。电文中只说“志摩乘飞机于济南附近遇难，奚若、慰慈、龙荪（金岳霖）、思成等，如乘×次车于×日早可到济南，于齐鲁大学朱经农先生处会齐”，使大家都十分惊愕，对电文措辞不易理解。我当时表示拟乘晚车去济南看看，必可明白事情经过。大家同意，当晚八点左右上胶济路车，次日一早即到达。去齐鲁大学，即见到张奚若先生等也刚下车不久。此外，还有从上海来的徐大公子。据经农叙述，才知道已由济南中国银行一工作人员把徐先生尸身运到，加以装殓，拟搭晚车去沪。大家吃了早饭，即同去城里一个庙里查看。原来小庙是个卖窑器的店铺，院子里全是大的成堆的瓦罐，小庙里边也搁下不少存货，停尸在入门左边贴墙一侧（前后全是大小钵头）。银行中那位上海办事人极精明能干，早已为收拾得极清洁整齐。照当地能得到的一份寿衣，戴了顶青缎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缎子长袍，罩上件黑纱马褂。致命伤系在右额角戳了个李子大小洞，左胁下边也有个同样微长斜洞，此外无伤。从北京来的几个熟人，带了个径尺大小的花圈，记得是用碧绿铁树叶作主体，附上一些白花（和希腊式相近）。一望而知是思成夫妇亲手作成的。大家都难料想生龙活虎般的一个人，竟会在顷刻间成了古人，而且穿上这么一身极不相称的寿衣，独自躺在这个小庙中一角，不免都引起一点人生渺茫的悲痛。大家一句话不说，沉默在棺旁站了一会，因为天已落雨，就被经农先邀回校中。听银行中那个办事人谈了些白马山地势和收殓经过，才知道事实上致命伤即是两处，和后来报纸传说全身焚化情形不合。
这段史料极为重要，因为“文革”期间，硖石乡间，盛传诗人死后，徐父曾用金头配上殉葬，坟墓因此被掘。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浙江海宁县人民政府拨款在硖石西山的白水泉重建，这是可以告慰于海内外关心诗人的亲属和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