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伯奇在“良友”工作的四年之中，在“良友”出版过短篇小说集《打火机》，编在“良友文学丛书”中；还有一本关于文学与电影艺术的论文集《两栖集》。他为“一角丛书”写过一本小说《宽城子大将》，还用郑虚舟笔名写了一本揭露分析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小册子《日本的泛系运动》，也编在“一角丛书”中。至于总结“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得以顺利出版，伯奇的贡献更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我的印象中，鲁迅与伯奇之间的友谊是非常真挚十分深厚的。伯奇尊重鲁迅，鲁迅信任伯奇。这是我和他们二人一起谈话的好几次接触中所深切体会到的。
但“四人帮”横行时期，伯奇在西安也和其他各地三十年代的老作家一样受尽迫害。“罪状”之一说他曾反对鲁迅，真是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据他女儿告诉我，当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许广平同志在京逝世，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噩耗时，老泪横流，泣不成声。同时他喃喃自语地对家人说：“今后有人诬说我曾反对鲁迅，我就缺少一个最可靠的证人了。”最近从他遗留的日记片断中，还发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记下的一段话。当时西安有人贴他的大字报，警告他说：“请你回忆一下五七年你的言行！”伯奇在日记上愤愤地接着写道：“这些都很厉害，甚至把我打成漏网右派分子，这和他以前硬说我和夏衍商谈，写回忆三十年代文章一样地被诬为恶毒攻击。我必须严肃对待！”当时，写过回忆三十年代文章的人都是被认为“罪该万死”，西安如此，上海也一个样。我一九五七年三月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版上的两篇《编辑忆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人写大字报，指骂这两篇文章是我这个“漏网右派”当年所写典型的“大毒草”。我最近有机会看到从西安带来伯奇生前遗物中的两册红皮封面的日记本，灯下读到他亲笔所记的“牛棚”生活，不禁感慨系之，我们这些老人当年的遭遇是何等地相似啊。
粉碎“四人帮”后，被颠倒了的历史都要颠倒过来。“四人帮”妄图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抹掉三十年代，我们就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继续，是马列主义和中国文化革命的进一步结合。我们既是那个伟大时代的历史见证人，更有责任把那个时代的辉煌业绩，不论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供后人作参考。伯奇晚年所写有关创造社的史料是极为珍贵的。
我和伯奇最后几次通信是在“四人帮”即将倒台前的一九七五年。一本征求意见的鲁迅著作注释本的一个注释，竟把伯奇也列入“借吹捧‘伟大作家’来贬低、攻击鲁迅战斗杂文”者的一伙之中。我为此大抱不平，写信告诉伯奇，寄去了原书，征求他的意见。他当时已患病在身，情绪低沉。信中说：
至于自己的态度，最近观察世态动向，转觉沉默为好。因为原书编释者的态度，既属抹煞有关人物，自己跳出来表白，未免愚蠢可笑。
这几句话真实地反映了老知识分子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阴暗日子里，心情多么沉重，欲言犹止，悲愤填膺。虽然这个注释后来根本取消了，但当时那些未经调查研究，违背历史真实的诬陷之词，怎样地伤害了老人的心啊！
伯奇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六日的来信上，深切怀念着他在三十年代上海时的老战友：
来信谈及冯雪峰同志逝世情况，不禁引起凄怆之感。古人云：“既悲逝者，行自念也。”听说阿英正患重病，正在治疗，望他早日痊愈。
现在阿英已于前年去世，伯奇自己也随之作了古人。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在筹备编选《郑伯奇文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正如阳翰笙同志的唁电所说，“郑伯奇同志是以郭老为首的创造社老一辈的革命作家，“左联”的积极活动者，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过很大的贡献。”他的生平和作品中，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我这里所记，仅仅是他光辉一生中短短的片段而已。
1979.5.
（原刊于《新文学史料》，1979年总第5辑，原题名为《回忆郑伯奇同志在“良友”》，有补充）
【注释】
[1]编者注：“四害”即指“四人帮”。
[2]见《战地增刊》1978年第2期。
[3]《党的生活》，1980年第2期，上海人民出版社。
[4]《人民日报》，1979年4月26日第3版。
[5]以下引述许多作家给编者郑君平的信，均见《新小说》各期的“编者·作者·读者”栏。
[6]柯灵：《长相思》，第116页，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7]《鲁迅书信集》，第7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8]《鲁迅书信集》，第760页。
[9]郑伯奇：《忆创造社及其他》，第152页，1982年，香港三联书店。
[10]《鲁迅书信集》，第829页。
[11]《鲁迅书信集》，第867页。
[12]《鲁迅书信集》，第869页。
[13]柯灵：《长相思》，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