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进病房时已有一位女同志坐在丁玲身边，看到她们非常亲密，预料不是普通的朋友，后经介绍，才知是已故“左联”老作家周文同志的爱人郑育之同志。当我把话题转到丁玲的另一本短篇小说与散文集《意外集》时，她们两人的共同回忆，向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丁玲在南京被幽禁三年后，经鲁迅、曹靖华、冯雪峰、张天翼等多方设法，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于一九三六年九月逃离南京，秘密回到上海，准备取道西安，转赴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作者在停留上海的短暂时间里，把前一时期发表的五个短篇交我编入“良友文学丛书”出版。我记得交我的文稿只有四万多字，后来加了三篇作附录，仍不能凑足丛书所必需的篇幅。经与排字房工友商议，利用空铅，每面排二百五十字，凑足二百四十页，作为丛书第三十三种，于十一月出书。但这部集子的组稿过程，我完全记不起了。当我提到此书时，丁玲同志用左手拍拍旁坐的郑育之同志说：“这个集子，完全是周文替我出的主意。当时我回到上海，正在筹划到陕北去，我的母亲在湖南，非常需要钱。周文就帮我把几篇东西凑成一个集子，还叫我写了篇序，送给‘良友’出版了。”

《意外集》中的五个短篇，据作者回忆：“都是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六年初陆续写成的。”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至八月的津沪的文艺报刊上。作者在序文中说明这个集子“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收获，却无疑是一点意外的渣滓”。但序文中有一段话提供了研究的资料，借此可以了解作者是在怎样的环境和心情下从事这几个短篇的创作的。作者说：“但事情居然有出乎意外的，我得到了一个机会，离开了一切，独居在很清幽的居所，时间过去又过去，是狠狠的长的三年……有些熟人知道了我幸而还活在一个角落，又不十分明了我的心情，总是设法传递一些好的督促来，说，你要写啊！或是你莫让人疑心你是完结了，你要起来，重新提起你那支笔！这些都只有使我难受，然而结局我也就勉强的在极不安和焦躁的里面写下了一些，就是收在这集子里的几篇。”

至于附录中的三篇都是丁玲被捕前所写，有的没有写完，有的不准备马上发表的。这些文稿手迹、照片、信札等，据丁玲同志告诉我，是用一个小箱或小包袱保管起来，一直寄存在她的好友王会悟处。她被捕后，由冯雪峰、楼适夷取出，存放在南市谢澹如家里。当时为了有意识地扩大对丁玲的宣传，“左联”同志把其中的三篇拿出来公开发表，同时发表的还有照片和作者手迹等。我拿到《杨妈的日记》，刊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号的《良友画报》上；《不是情书》和《莎菲日记第二部》，分别发表于《文学》的九月号和十月号上。这些短文，今天都已成为研究丁玲的生平和著作的宝贵资料。

现在事隔四十多年了，作者对《意外集》中的八个短篇，是否有些不同的看法呢？当时在序文中，作者说：“我汇集起来不过作为自己的一个纪念。”我请问作者，这些文章过去收进过什么集子没有？作者答复说：“我从未把任何一篇选入选集。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我重新编选一本选集，我将其中的《松子》《团聚》和《杨妈的日记》都编了进去。前两篇对当时凋零破败的旧中国是有所揭发的，还是沿着《奔》的道路前进的。后一篇虽未写完，但书中人物还写得可取。”这本书当时只印一版，接着抗战爆发了，所以中青年读者知道的不多，作者现在选入三篇，真正可以起到留个纪念的作用了。

丁玲于一九三六年七月间第一次秘密来沪时，行动不能自由。她为了要表示对鲁迅先生的尊敬和感谢，曾向冯雪峰同志提出要去拜见鲁迅。当时鲁迅已在病中，雪峰劝她不要去，她便在七月十八日写了封信给鲁迅。九月间逃离南京；在沪暂留准备去革命根据地时，鲁迅已病入危境，她更无机会去看望他老人家。丁玲最近在给一位《鲁迅日记》注释工作者的信上说：“万万没有想到，我在奔向苏区停留西安时，听到了先生病逝的噩耗，悲愤难已，曾用‘耀高丘’化名，致函吊唁。”这个化名就是作者用了《悼丁君》诗末一句的同一典故。我这次查到这封唁函，是写给许广平的，其中说：“我两次到上海，均万分想同他见一次，但为了环境不许可，只能让我悬念他的病躯，和他扶病工作的不屈精神！现在却传来了如此的噩耗，我简直不能述说我的无救的缺憾了。”两次都因作者处境恶劣，两次都在鲁迅重病之中，两代作家未及相见，因而成为丁玲的终身遗恨。

那天在病房中，坐在靠里边一角，还有两位研究丁玲著作的青年教师。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未置一词。丁玲同志最后风趣地对他们说：“你们今天如果带了录音机来就好了，我们刚才谈的都是很重要的史料啊！”接着她又把我介绍给他们，说：“他当时是没有派系的，只要进步的书，他就愿意出。”丁玲的这句话，使我想起了发生在上海“五七干校”时的一件事。

有一天，我们班开批判“国防文学”的会。造反派要我交代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之争时，我是主张哪一派，反对哪一派的？两个宣言中，我签在那个宣言上？我坦率地说出了当时的情况。我在两个宣言上都签了名。第一份宣言是郑伯奇拿来的，我看到上面有周扬、夏衍的名，我签了。第二份宣言是靳以拿给我的，我看到上面有鲁迅、巴金的名，我也签了。我认为他们都是“左联”的进步的作家，我作为一个要求进步的文艺编辑，跟着他们走不会错。造反派就疾言厉色地责骂我，说我是个投机分子、两面派。当时我实在无法自辩，只好点头认“罪”。今天回头来看，我有什么不对呢？这些造反派就是对三十年代的人物罗织罪名，企图一网打尽而已。

这次文代会期间，三十年代的人物都出来了。听了许多作家的发言，坦率无忌，推心置腹，大家说出了长期来埋在心底的真心话，使我也懂得了许多过去不能理解的事。通过大会，我们现在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像丁玲这样三十年代就已闻名国际的左联老作家，中断了二十年的创作生活，现在又重新拿起笔杆子来。一九四九年后出版的丁玲著作，最近已在陆续重版。最使我高兴的是，这部《母亲》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排。据说，作者未加改动，仅在书前加写了一篇《我母亲的生平》。经历了五十年坎坷命运的这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终于又能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曾希望作者把原拟的三部曲计划写完。她对我说：“继续写《母亲》是一件有趣的事，只怕时间对我不准许了。”作者二十个寒暑的宝贵光阴，确实已被无理地剥夺掉了。

那天告别前，丁玲同志送了我一幅近影，还在背后签了名。我抚摸良久，弥觉珍贵。走出医院大门，夜幕已笼罩了大地，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手拄了拐杖，一手依靠舒济的扶持，终于挤上了街车。归途中浮想联翩，要是舒济的父亲——老舍同志在世的话，我这次旅居北京的日子将是多么热闹啊！现在一九四五年老舍同志第一次交我编印的《四世同堂》也将出版一九四九年后的第一版。因而我更默默地祝祷丁玲同志健康长寿，如果暂时不能写完三部曲，是否可以先把《母亲》最后两章补足它呢？“左联”时代被迫中断的这个残本，五十年后，终于由作者来完成这个历史任务，那将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这算作我的一个小小请求吧！

19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