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由于审查会的坚决反对，诗集的编选者不得不另请他人。经过我们几个人的商谈，特别是请教了茅盾和郑振铎，改请在北平清华大学的朱自清担任。当时我和朱自清还未建立友谊，我在一九三五年六月间才在北平和他初次见面的。他和郑振铎都在北平执教，这件事，我又函托郑振铎代邀，幸而得到了这位诗人的应允，我立即去信道谢，并送去了约稿合同。这次临阵换将的故事，很少人知道。现在已成历史，补上一笔。为此，伯奇和我分别写信去日本向郭沫若郑重道歉，说明实情后，蒙他鉴谅。最令人遗憾的是一九三六年，审查会因“《新生》事件”关门大吉后，我继续编“世界短篇小说大系”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又答应担任《德国集》的编选，又因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发生而计划告吹了。
朱自清在《诗集》中有一篇《选诗杂记》，提到了约稿的经过，他说：“这回“新文学大系”的《诗选》会轮到我，实在出乎意外，郑振铎兄大约因为我曾教过文学研究的功课吧，却让赵家璧先生非将这件事放在我手里不可，甚至说找个人多多帮些忙也成。我想帮忙更是缠夹，还是硬着头皮自己动起手来试试看。”[23]诗集编选人选经此波折，耽误了一个月时间。其他各位《编选感想》都到手了，预约样本也即将编印，诗集编选人既换了朱自清，我便请他从速写段“编选感想”。他说：“大系”样本里需要一点编选感想，又要照片，时间很匆促，便草草将《感想》写出……”[24]这一段至今不大为人所读到的短文，对研究新诗运动的人颇有史料价值，这篇《感想》提出了他选诗的准则。他自己说，“他动手的时候并不忘记自己说过的话（按指《编选感想》），假如不曾作到相当地步，那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的。”[25]《感想》是这样说的：
新文学运动起于民六，新诗运动也起于这一年，民八到十二，诗风最盛。这时候的诗与其说是抒情的，不如说是说理的；人生哲学、社会哲学都在诗里表现着，形式是自由的，所谓“自然的音节”。民十五《晨报》《诗刊》出现以后，风气渐渐转变一直到近年，诗是走上精致的抒情的路上去了。从一方面说，这当然是进步，但做诗的读诗的却一天少一天，比起当年的狂热，真有天渊之别了。
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大家由于历史的兴趣，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虽然他们的诗理胜于情的多，但是到底只有从这类作品里，还能够看出些那时代的颜色，那时代的悲和喜，幻灭和希望。
为了表现时代起见，我们只能选录那些多多少少有点儿新东西的诗。
朱自清编选的《诗集》，没有按我们要求导言写两万字的规定，而在较短的《导言》外，另写《编选凡例》《选诗杂记》《诗话》和《编选用诗集和期刊》四篇附录，具有他自己的特色。在前几年发表的《朱自清日记》中，有一段写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写的正是他编选《诗集》时期的事。日记中说：“下午进城，访周岂明，借得新诗集甚多。彼曾询以关于选辑”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之意见。待新诗材料搜全后，即开始选辑，约须一年。但苦无多余时间，故拟先就主观评选十七八家，或易成功，但进行此计划或须变更。”[26]他这天日记中所说的编选方法，后来也写入《选诗杂记》中。他说：“清华大学收的新诗集真不少，我全借了出来。……但是看见周岂明先生的时候，他说，他选散文，不能遍读各刊物；他想那么办非得一年，至少一年。……我决定用我那破讲义（按：指他开课时用的讲义）作底子，扩大范围，凭主观选出若干集子来看，期刊却只用《诗》月刊和《晨报诗鑴》，这么着大刀阔斧一来，诗集方选成了；要不然的话，咳，等着瞧吧！”[27]从上述文献中，可见当时在北方两位编选者也是互相讨论，如何完成“大系”的编选工作，既要保持质量，又要适应出版社的要求，争取在一定时间内交稿。我去北平初次看望他们两位前辈作家时，“大系”已开始出书了。
关于两卷散文集，我前面已说过，郁达夫是很早约定的；另一位周作人，经我和茅盾交换意见后，虽然朋友中也有不同意见者，我就去信北平郑振铎，一方面征求他的意见，一方面请他像胡适一样，由他代我约请。不久，就得到振铎复信，我就把约稿合同两纸请他代送周作人，另外我写了一封恳切的信，感谢他参加“大系”的编选工作。现在还有周作人当年写给我关于“大系”编选的两封信。其中一封说：
从郑先生转来合同，今仍将一份寄奉，乞察收。大系规定至民十五年止，未免于编选稍为难，鄙意恐亦未能十分严格耳。有许多材料不能找到，将来尚须请尊处帮助。[28]
此信署的日期是一月六日（一九三五年）。关于选材下限不宜定为一九二七年，郁达夫也有同样的意见。郁达夫说：“原定体例，是只选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间的作品。但被选的诸家，大抵还是现在正在写作的现代作家（除两位已故者外），思想与文章，同科学实验不同，截去了尾巴，有时候前半截要分析不清的。对这问题，我和周先生所抱的，是同一个意见，所以明知有背体例，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作品，也择优选了一点，以便考证。”[29]迄今留下的周作人给我的另一封信，写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夜，内容这样：
快信敬悉。散文分选前，西谛亦有以性质区分之说，但事实上甚不容易。达夫来信拟以人分，庶几可行，已复信商定人选矣。因此恐须耽搁时间，拟于二十左右寄呈一部分选稿，以此虑不能有多少成绩耳。人选未完全决定，选稿只能部分的开始，前示所要序文等未能应命，因须全部选定后始可作序文，现在则无从着笔也。[30]
事情真有凑巧。关于郁达夫和周作人在散文集选材工作上如何分工的问题，郁达夫虽在《散文二集》的导言里，有一段小题为《关于这一次的选集》的文字，叙述甚详。但当时两位编选者之间，如何按人分选的经过，我没有第一手资料。感谢《大地》杂志于一九八一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周艾文收集周作人送他保藏的郁达夫写给周作人的四封信，其中写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的一封，讨论内容正是“大系”两卷散文如何分工的问题。此信对我真是意外的收获。信中说：
一月十三日的信，拜读了，以人名决定界限，最直接了当，我们以后，只须想出人数，各补各的不足好了。赵家璧又有信来，新提意见却并不妙，所以又去信复他，告以已决定的标准了。在这信中，再加上几个名字罢，以后你有所见请通知我，我有所见，当通知你。……
在此信中，郁达夫开列由周作人选的名单为“郁、志摩、庆言（按即刘大白）、平伯、沫若、半农”，后列了一批应加的名单。原属郁达夫选的是：“周、冰心、鲁迅、朱自清、叶绍钧、林语堂”，后加列了十位作家的名字。郁达夫给周作人信的末一节，还说若有第三批人想出，可以互相通知。从此信中，可以想象这两位散文编选者在以“人名决定界限”，是经过郑重考虑反复函商，才作出最后决定的。
这使我回想起，当时我们对散文集的分工，曾有过几种建议，以团体分、以时期分或以南北地区分等种种方法，最后，还是茅盾建议的由两位编选者自己商定。后来他们协商决定以作家分，我们也同意了。周作人在《散文一集》导言中曾说：“对于新文学的散文……要分时期分派别的讲，我觉得还无从说起。……我与郁达夫分编两本散文集，我可以说明我的是不讲历史，不管主义党派，只管主观偏见而编的。”他的这种选稿标准也表现在他应我们要求写的《编选感想》里，他说：
这回郑西谛先生介绍我编选一种散文，在我实在是意外的事，因为我与正统文学早是没关系的了。但是我终于担任下来了。对于小说、戏剧、诗等，我不能懂，文章好坏似乎知道一点，不妨试一下子。选择的标准是文章好意思好，或是（我以为）能代表作者的作风的，不问长短都要。我并不是一定喜欢所谓小品文，小品文这名字我也很不赞成，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文人很多，我和郁达夫先生是分人而选的，正在接洽中，我要分到若干人目下还不能十分确定。
这段短文中所指“大品小品”，是针对当时左翼作家反对提倡小品文而发的议论，这与郁达夫的《编选感想》中牵涉到另一场论争，都说明一九三四年时文坛上的几次论争，也反映到《编选感想》里来了。
戏剧集请洪深编选得到普遍的同意，认为他是最孚众望的，当时他在复旦大学任教。我们规定每集导言二万字，只有他一人写了六万字，收入剧本十八个。他在《编选感想》中说：
我想写两篇序文，一篇是泛论中国的戏剧运动，一篇在说明这个集子里每个剧本被选的理由，指出各人的作用和成绩。在纵的方面可分为三期：一、最早以新姿态出现，作者的动机胜过于他的技巧；二、技巧相当地追上一段；三、更新的内容——在一九二七年开始。在横的方面又可分为三类：一、理论；二、剧本的创作；三、舞台上工作。
他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把所有的内容都写在一篇导言里了。
胡适由郑振铎从中介绍后，就由我直接和他联系。开始他还迟迟没有动手，当时他架子之大，是尽人皆知的。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我去北平期间，特去米粮库胡同第一次拜访他。那时，茅盾编选的《小说一集》已出版，我送他一册样书，并敦促他早日把导言写出。不久，他就把文稿交齐了，十月中出书。他最先交来的《编选感想》是这样写的：
我的工作是很简单的，因为新文学的建设理论本是很简单的。简单说来，新文学运动只有两个主要理论：（一）要做“活的”文学，（二）要做“人的”文学。前者是语言工具的问题，后者是内容的问题。凡“白话文学”“国语文学”“吸收方言文学的成分”“欧化的程度”，这些讨论都属于“活的文学”的问题。“人的文学”一个口号是周作人先生提出来的估量文学内容的标准。
这篇短文和周作人的《编选感想》放在一起看，说明他们两人的文艺思想，同“大系”其他编选者相比，唱的是另一个调。我当时托郑振铎去约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朋友们有两种不同的猜测。有的认为胡适这样的人，不会参加良友出版的“大系”编选队伍。有的人认为，这样一套大书，让他来编第一卷，“正中下怀”，不会拒绝。结果是被后者猜中了。他不但在导论中自吹自擂，还在《逼上梁山》一文中，把五四运动的发生归结为他自己在国外时一次偶然的游戏。他在导言中还说：“所以我是欢迎这一部大结集的，“新文学大系”的主编者赵家璧先生要我担任《建设理论集》的编纂，我当然不能推辞”，颇有舍我其谁之意。1949年后，通过学习，我对五四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胡适的那套说法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当我听到有人批评“大系”的第一卷不宜由胡适来编选，在第一卷里又没有选入好几位革命作家的重要文章时，衷心有愧。一九七七年九月，我为《山东师范学院学报》写第一篇回忆史料时，[31]心有余悸，在文章中对这件事作了自我检讨。后来一位同志劝我：“这大可不必，你既有时代的局限，又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压迫，你又能找到什么更合适的人呢？”因此，我在这里，一切按实事求是的态度，把历史如实地摊在读者面前，也用不到我自己来说什么多余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