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第一次认识徐志摩是我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念书的时候，那是一九二七年的初冬，他在大学里教英国文学。我当时在附中学生自治会主编校刊《晨曦季刊》，在那里写了几篇介绍荷马、王尔德、小仲马等作品的文章，也在大学的一本周刊上发表过关于拜伦、济慈和但丁的读书札记，因而引起了这位大学教授的注意。有一天，他通过一位高年级大学同学把我叫到大学教员休息室去谈话，开始害我吓了一跳。见到这位和蔼可亲的年轻教授，白皙的脸，大阔嘴，长下巴，一个大鼻子上架了一副玳瑁眼镜，话说得那样娓娓动听，我一下子被他迷住了。我不停地向他发问。他知道我对西洋文学感兴趣，正在自己暗中摸索，听到我请教他有无入门秘诀时，他就认真地对我说：“文学不比数学，需要层次地进展。文学的园地等于一个蜘蛛网，如有爱好文学的素养，你一天拉到了一根丝，只要耐心地往上抽，你就会有一天把整个蛛网拉成一条线。我自己念书，从没有一定的步骤，找到一本好书，这本书就会告诉你别的许多好书。”他当场介绍我刘易斯（G.H.Lewis）的《歌德传》，说他爱读这本书，相信我也能从这本书里发现歌德的伟大和读书的秘诀。后来我在他写的《济慈的夜莺歌》里也看到这个书名，是在他谈到“我的文学知识是‘无师传授’的”后面举例时说到的[1]。原来是他在读《金银岛》作者斯蒂文生所著《写作的艺术》时才发现了这本“黄金的书”。
我在一九二八年进入大学，读的是英国文学系，凡是徐志摩开的课，能选的都选了。选读他课的同学都感到这位诗人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充满着蓬勃的生气，活泼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广泛的兴趣。他踏进课堂，总是把隐藏在他长袍袖底的烟蒂偷偷地吸了最后一口，向门角一丢，就开始给我们谈开了。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他的教学法不同一般，他教英国散文、诗、小说都没有指定的课本，也不是按部就班地教，而是选他自己最欣赏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念给我们听，一边讲课文，一边就海阔天空地发挥他自己的思想，我们这批青年就好像跟了他去遨游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园地。他用他诗人的气质，企图启迪我们性灵（他常用这个词，意指inspiration）的爆发。他确是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好老师，他给我们高声朗读济慈的《云雀歌》；亲自带领我们去参观汪亚尘在法国临摹的美术展览会；鼓励我们去听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每周演出的西洋古典音乐，因为有一次在演奏会门口，他见到了我。此后他曾对我说：“要能真正欣赏西洋文学，你就得对西洋绘画和古典音乐具有心灵上的相当训练，这是一条大道的两个旁支。你们研究文学，决不应放弃这两位文学的姊妹——绘画与音乐，前者是空间的艺术，后者是时间的艺术，同样是触动着性灵而发的。”此后，就推荐我去读J.A.西蒙斯的有关散文集。他经常讲到古希腊的悲剧，要我们从那个源泉里吸取智慧。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一讲起就联系到他在意大利参观访问时的所见所闻。对大画家达·芬奇又是飞机的第一个发明者，更钦佩得五体投地，介绍我们自学有关他的传记。一堂课下来，就开了一大批参考书，让我们上图书馆去自己学习，或是叫我们上别发洋行[2]去买。对于哈代（T.Hardy），他怀有最深厚的感情，他在英国曾访问过哈代。这位“厌世的，不爱活的”诗人的作品，给我们念得最多。我至今还怀念着一本羊皮面装帧的一寸多厚的牛津版《哈代短篇小说集》，那是志摩先生亲笔签名赠我的结婚礼物，现在不知落入谁手了。
一九三〇年春天，我们征得志摩老师的同意，上他课时，索兴把课堂搬进校园里一座古墓前席地听讲。他身靠那棵古槐树，我们分坐在两旁树荫下的石条上，顶上满天的绿叶，小鸟儿在啁哳地唱歌。他给我们念赫特生（W.H.Hudson）的《绿色大厦》和《鸟与人》。他讲泰戈尔怎样喜爱赫特生的作品，和他一起研究《鹞鹰和芙蓉雀》[3]的故事。最后感慨万分地对我们说：“你们假若能去泰戈尔创办的那所国际大学，住上一星期，你们才会感到宇宙万物的可爱。我们要回到自然界去，这世界实在太脏了，什么地方都是丑的。”诗人不满现状的情绪，在讲课时随时都有吐露。这种要求回归自然，逃避现实的思想，对我们产生一定的影响。[4]
我那时已半工半读，在良友图书公司编一个学生刊物。原来有意对西洋文学深入研读，因而准备在古希腊文学方面下番功夫，但国家民族已面临危亡的边缘，斗争的号角早在我耳边响起，时代的使命已不容许我这样的青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志摩先生曾屡次向我表示，不宜过早地参加社会工作，他劝我好好多读些书，大学毕业了，可去牛津或剑桥再求深造。我当时和他有不同的看法。到一九三〇年冬，光华闹了学潮，徐志摩也被时代的激流冲倒了。
光华大学是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因美国人办的圣约翰大学学生，进行反帝斗争遭到压制，便由中国人自己集资捐地创办的一所民办大学。国民党反动派潘公展之流，蓄意把它纳入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指使特务学生杨树春带头掀起学潮。校长张寿镛、副校长廖世承主持正义，与临时由教职员组成的七人校务执行委员会把杨树春开除了。志摩在这场学潮中立场鲜明，大义凛然，被推为校务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后来国民党反动政府出面干预校政，徐志摩出于义愤，年底时写信给他的朋友、当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郭有守说：
光华风潮想大致知道。最近又有新发展，已告到大部。我们想从你得知一些消息。市党部于四五日前有正式公文送光华，提出四条件：（1）恢复闹事被斥党员学生杨树春；（2）辞退廖副校长及教职员会所选出之执行委员七人（内有兄弟），斥退“所谓”共党学生三人；（3）整理学校。……此事以党绝对干涉教育，关系甚大。弟等个人饭碗不成问题。如有内定情况，可否先漏一二？俾穷教授有所遵从。[5]
从此信中，看出徐志摩对学潮中两派学生的爱憎是非是非常分明的，对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干预民办大学不以为然。他表示穷教授找个饭碗不怕没有，但他要早知内情，俾作生活上的准备。这里足见一位爱国的、具有民主思想的旧知识分子内心的一角。从此，他离开上海，于一九三一年春起，改去北京大学任教。
就在志摩先生去北京之前，我已在“良友”准备编一套袖珍本的小丛书——“一角丛书”。我曾几次去福煦路（现名延安中路）看望他，在他家谈天、吃饭，陈梦家和何家槐就是在那里初次认识的。我约志摩先生为丛书写一本，他就把前二年在暨南大学作的演讲稿给我。“一角丛书”每种规定一万五千字，他说那篇讲稿字数不到一万，等将来另写一篇散文来补足。讲稿原题《秋声》，他要我印书时取消“声”字。他又介绍陈梦家写一本，那就是列入这套丛书的第一本文艺创作——《不开花的春天》。何家槐的小说，也是志摩先生所介绍，因分量多，一九三三年改编入“良友文学丛书”，即短篇小说集《暧昧》。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秋》，已成为诗人一生所写的最后一篇散文，由于他在文章中吐露了最后几年的真情实感，三十年代茅盾和穆木天所写、今天还受到文学批评界重视的两篇《徐志摩论》里，都把它看做研究徐志摩政治思想的重要作品。我回忆我读完原稿并重读《落叶》后，曾和作者进行过一次交谈。因为他把《秋声》原稿交我时，曾对我说：“这篇文章应当与《落叶》并读，因为其间有联系，也有差别；是不同时期的两篇演讲稿，但从中可以看出我一点相同的思想。”茅盾从这篇《秋》里就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他是一个诗人，但是他的政治意识非常浓烈。”[6]这两篇讲稿的题目，在《悼沈叔薇》一文中两次出现在一起：“一同在野外仰望天上的繁星，或是共感秋风与落叶的悲凉；”“在一个冷静的秋夜，倾听着风吹落叶的秋声。”[7]单从这两篇散文的命题里，已充满着诗人一片悲秋哀秋的感伤心情。
这两篇讲演稿都用一句欢呼式的英语作结束——Everlasting yea！我问他为什么用这个词。志摩先生说，“这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话，意即千秋万代，永远向前！我用这来鼓励中国青年应当就在今天采取积极的、肯定的、向上的人生态度。我向往着一个伟大的革命，因此我在《落叶》里喊着。两年时间过去了，我盼望的事情出现没有呢？没有！但是我在《秋》的结束处，还是照样喊着，我对青年的希望没有变，对未来的希望没有变！”原来《落叶》是一九二四年秋在北平师大作的讲演，《秋》是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暨南大学作的讲演，这相隔的四年时间里，国内国际的形势变化极大。诗人在《落叶》里，举了俄国革命和日本地震后全国上下努力重建家园两件事，他个人受到很大的感触，因而表示钦佩，希望中国青年“也表明他们一致重新来过的伟大的决心”！[8]但在《秋》里，感到大大地失望。他在悲观失望之余，提出了中国目前三种症候——混乱、变态和一切标准颠倒后，开出了一张可笑的药方。他主张打破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界限，打破江浙人和北方人的界限，实行“尽量的通婚”，来改善我们的民族，使“将来的青年男女一定可以兼有士民和农民的特长，体力和智力得到均平的发展”。[9]这种回归自然的乌托邦思想在课堂里也谈过，他恳切地要求女同学毕业后嫁给农民做妻子，要我们江浙人找北方女性作对象，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我直率地问他：“你提出的办法真能改造我们的国家民族吗？”他说：“这也仅仅是我的‘理想国’而已。”
当时光华学潮已经平息，他虽已决定离开光华，对这次学潮的原因和背景，我们还是在共同回顾中自由地交换过各自的看法。有一点是有共同语言的：从小小的学潮也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这次事例，已充分说明斗争的激浪已冲湿我们的衣履，到了无法躲藏或隐蔽的地步。我当时还未接触到“左联”作家，郑伯奇在一年后才来“良友”，自己的思想也处于徬徨苦闷之中。我随便问他：“你看共产党能不能救中国？”志摩先生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思索好久，然后对我说：“我反对俄国人来领导我们的革命；如果是中国革命家，像孙中山那样的人来领导我们的革命，治好我们民族的病症，我也会拥护的。”他的这种思想，在《列宁忌日——论革命》[10]和《血——谒列宁遗体回想》[11]中都曾明白表露过。受到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深受欧美资产阶级教育影响的徐志摩，虽有爱国救国的一片赤诚，对暴力革命是害怕的，对革命理论是无法理解的；他向往的还是英美式的德谟克拉西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