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三九年夏，“良友”基础逐渐稳定，虽处身孤岛，因尚有海路可通，既能把书报经香港运往欧美和东南亚，又可经海防送入昆明、重庆等后方城市，出版业务颇有起色。振铎有一次约我去他家商谈，说他自己苦心经营了二十年，投资巨万的《中国版画史》，图录部分已印成半数，现在要找个出版社同他合作，除担任出版发行外，还要在经济上支持他，使这部有二十四卷的大书在二三年内出齐。我乍听之下，想起他和鲁迅于三十年代早已合作刊印过《北平笺谱》等名贵画册，他也经常向我谈起搜集、拍摄和印刷古代木刻版画的甘苦。现在他要把这部皇皇巨著交给刚刚成立的一家小书店出版，他怎么会放心得了呢？而如此重任，我是否能帮他完成呢？但我第二个念头，就感到这不但是他对“良友”的信任，更是对我的信任。当时资力雄厚的大书店，总机构都已内迁，而且都以出版教科书为主；留在孤岛上的中小书店无不在风雨飘摇之中。我们的《良友画报》是美术出版界一块老牌子，行销世界各地，颇有声誉。依靠它，经济上尚能周转，画报本身在为出版物的宣传广告上也可起一定的作用。而促使我对振铎的建议必须郑重考虑的是，振铎过去对“良友”的复兴备极关怀鼓励，现在我们既已站住脚跟，理应为他尽一臂之力。我答应回去和大家商量，再给他答复。
他为了说服我，向我谈了他多年来的抱负。他说，在我国已出版的中国艺术史上，都没有谈到版画的，欧美人和日本人写的中国艺术史，版画也从未占据过一行半页的地位。商务印书馆出版英国人福开森用英文写的《中国艺术综览》，是一部国际上公认的权威之作，艺术各个部门都有，并详及纸墨笔砚等艺术用具，独无一语涉及版画。在日本艺术史上，“浮世绘版画”占的地位却很高。他说，为什么世界版画之鼻祖，且雄据版画史最高座的中国版画却无人注意呢？他认为出版这样一套书，将是中国美术出版史上的一大创举，是值得我们合作完成的。
当时振铎急于要找一个出版社合作，使这套大书早日与读者见面，还出于他提倡的“保卫民族文化运动”的崇高思想。他那时曾用此为题，发表文章于茅盾、适夷在香港所编的《文阵丛刊》上。文章中感叹：固有文献，兵燹散佚，损失极巨，在平、津一带者已成沦陷，姑置不论；“八一三”以来，大江南北的文化也扫地以尽；而三年以来，上海各书肆也常见各公私家图书馆的古籍公开出售，美国图书馆正在大力搜购。因此他呼吁“要在这最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2]振铎从二十岁时主编《新社会》开始，他一生中几经坎坷，几易其职，但始终未脱离过编辑出版工作。当时他更看到自己积累的三千余幅历代木刻版画，有的仍是原书，有的已摄成照片；只有马上通过出版，才能保卫这些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而这些难觅的孤本，也只有通过印刷，化为多数，散发各地，才能分别保存，传之久远，免于毁灭。正如鲁迅生前鼓励振铎影印明代传奇插图时所说：“使它能够久传，我想，恐怕纸墨更寿于金石，因为它数目多。”[3]振铎这种抢救文化遗产的迫切心情，还抒发在《中国版画史自序》中。他说：
世事瞬息万变，及今不为纂辑，则并二十余年来所已搜集者或将荡为轻烟。虽百身何赎乎？因悍然不顾其疏漏，先就所已得者次第刊印行世，庶或稍减杞忧而有裨此大时代之艺人史家乎。
那时的上海孤岛，已被敌军层层包围，国际形势一旦有变，随时有被日寇一口吞下的危险。“良友”复兴伊始，规模资力虽远非过去可比，但考虑到振铎自己负担了印刷装订等费用，我们经办出版发行，只要按期交货，不失信于预约订户，经售工作也无什么风险可言。至于资金周转上予以方便，那也是作朋友者应尽的义务。实际上，这一合作，与其说是振铎有求于“良友”，无宁说是振铎给了刚刚复兴的良友公司以莫大的光荣。
一九四〇年一月号《良友画报》上，郑振铎发表了题为《谭中国的版画》长文，附插图二十余幅，作为对读者的首次声明。他在文末说：“我二十几年来，专意搜集我国版画，所得附插版画之图籍在三千种以上。所见所得单幅之年画亦不下二千幅。有见必收，有闻必录，在各公私图书馆及各收藏家所摄得之版画影片亦盈数箧。近发愤聚集所得之材料，编为《中国版画史》四册，《中国版画史图录》二十册，交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经售，或足一雪世人忽视我国版画之耻罢。”在同一期内，我们用大八开彩纸，插印了大幅套色广告，开始接受预约。第一辑图录四卷装入丝织绵缎书函，售价每辑大洋五十元（国外美金十元）。言明以后每隔四个月出一辑，估计二年出齐。因用珂罗版印，限印二百部，决不再版。同时，我们又用中英文，印了一本《中国版画史》样本，供预约者函购参考。这本样本用宣纸印，厚厚一册，包括刊印经过、总目、各册内容提要和占二十四页的一篇长序，后附编例及引用书目。插入图录样张单色五页，彩色二页。另加英文部分五页，对国外订户作简单介绍。单单这本预约样本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售价一元，共印一千册。现在这个样本，也已成为稀见之物了。
最近，郑振铎在孤岛时期写的《求书日录》序和一九四〇年一二月份的日记在《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发表，其中有几段，正好反映他当时在编写《中国版画史》的思想感情和活动，摘录如下，更可见他当时如何在强敌入侵、四面包围的恶劣环境中，坚持《版画史》的编写工作。他一心所想的就是他自己在《求书日录》序中所说的：“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得并不含糊。”
一月四日（星期四）
傍晚，蔚南来电话，说某方对他和我有不利意。我一笑置之。但过了一会，柏丞（即何炳松）先生也以电话通知此事，嘱防之。事情似乎相当严重。……予势不能不避其锋。七时，赴某宅，即借宿一宵。予正辑《版画史》，工作的进行，恐怕要受影响了。
一月六日（星期六）
晨七时起。誊写《版画史》自序，殊见吃力。因为太矜持，反而写得慢，写得不大流利痛快了。……睡在床上，独自默念着：家藏中西图书，约值四五万元，家人衣食，数年内可以无忧。横逆之来，心仍泰然。唯版画史的工作，比较重要，如不能完成，未免可惜，且也不会再有什么人在这几年内去从事的，自当抛却百事，专力完成之。因此，便也不能不格外小心躲避。然果无可避，则亦只好听之而已。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持以为宝者，唯有一腔正气耳。
一月七日（星期日）
晨起写《版画史》自序三页，仍极慢，至午后，方才写毕。
一月九日（星期二）
午后，杨金华带了《版画史》的锦函来，函尚潮湿，即将书签贴好，尚为古雅可观。访家璧，见他正在校对我所写《谈版画之发展》一文（按：应为《谭中国的版画》）。
一月十五日（星期一）
至“良友”，晤家璧，与他约定，每四个月，可出《版画史》四册。想来不会失约的。但须看第一辑销路如何而定继续与否。予向来有一自信：但肯做事，不怕失败。且往往是不会失败的。
从以上的日记中，看出当时对《中国版画史》的销售前途，振铎既有自信心，又不免担忧在“孤岛”的特殊环境中，是否能不遭失败。
事实证明这两百套书，除振铎自己留下二十部，由他直接赠送他的朋友外，国内各大图书馆或收藏家都来向“良友”订购；国外订购者我记得有美国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夏威夷艺术学院和苏联的版画协会等。足见此书在国内国际学术界都受到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