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那天有许多次谈到鲁迅。我看出丁玲同志对鲁迅怀着无限崇敬和衷心思念之情，我便把《母亲》提前出版的经过讲给她听了。
我那时考虑到不知何年何月作者才能继续把小说写完，这卷未完成的手稿，只有放进存稿柜的最后一格算了。但在作者被捕后三天，同事郑伯奇同志上班后轻轻地对我说：“鲁迅先生建议把丁玲的那部未完成长篇立刻付排，你可以写个编者按作个交代。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大事宣传，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我便立即把原稿重读一遍，五月二十日发排了。
作者第一次交稿时，曾交我一幅她母亲的照片，我就把它制版后印在书前。这幅照片里，表现她母亲穿了清朝古装，坐在一架纺纱机前纺纱。对于这幅照片，后来有人对我说是不真实的，可能是画的。我为此要作者解释，她告诉我说，“你说的那张纺纱照片，是在我出生前一九〇二年时，我们那个城常德县刚有照相馆时，我舅舅们在有一天，当我外祖母不在家时，叫到家里来拍摄的。大家都照了像，都是正襟危坐，只有我母亲独出心裁照了一张生活照片，实际正如你的友人所说，我母亲那时并不纺纱，她会绣花，以绣花为女工的。……我母亲遗像中还有拿锄头的。大约她喜欢这种生活，虽不能做，但摆个样子，照张像也是高兴的。这是她喜欢的一张照片，给了我。因此我就把它寄给你们，放在书中首页了”。足见作者当年把这幅照片交给我也是含有深意的，我在书末还写了四百字的《编者言》作个交代。
我们的丛书都是软布面精装本，外加封套，初版本上印了作者画像，质量不高。再版时，换了一幅，在她那圆大清澈的两眼里，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点燃着对中国革命的无限希望。原照刊在苏联出版英文版《国际文学》一九三三年六月号上，同时发表的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了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所发的声明》英文本，附刊丁玲小传及失踪消息一则。我就是从这本苏联刊物上翻印来的。
国外的文学出版界素有发行作者签名本的传统，售价奇昂。为了使中国读者也养成这种爱好作者签名本的习惯（实际上也是一种以广招徕的广告术），丛书创刊后，也引进了这个方法，每种新书出版，先在门市部出售编号的作者签名本一百册，书价相同。实行半载，并未引起读书界的特殊兴趣。我们想，这次丛书第七种《母亲》出版，社会上都知道作者已失踪被捕，现在发售作者亲笔签名本，肯定会大大轰动，这倒也可以给国民党反动派开个玩笑。书于六月二十七日出版，我们在六月二十五日的《时事新报》和六月二十七日的《申报》刊登了大幅广告，特别注明二十八日晨在北四川路门市部先发售作者签名本一百册。这天上午九时铁门一拉开，读者果然蜂拥而入，签名本一抢而光，其余的也售出很多。下午，忽然来了两位身份不明的人，声势汹汹，声言要买十册签名本。门市部同事告诉他们早售完了，他们就在店堂中吵闹不休，高声咒骂：“这种签名本完全是假的，大家都知道丁玲早已失踪被捕，你们的书刚刚印出，她哪里会来在你们新出的书上签字。你们骗人！要见经理！”我们的经理知道门市部出了事，下楼了解后，上楼和我商量。我们决定请他们上来，把真相摊给他们看。于是我们把将出的其他作者已签上名的两卷作者签名纸给他们看。原来我们和作者签订约稿时，就交他一百张编号空白的签名纸，签好后先交给我们保存，一待出书装订时，就把这一百张纸，作为里封衬页，裱在一百册布面精装封面的背后，这样就成了作者签名本。这两个家伙是有意来寻衅的，在事实面前见到无机可乘，无话可说，只得垂头丧气地溜走了。那天我讲到这里时，整个病房中的人爆发出了满意的笑声。这一签名本在《鲁迅日记》中也有反映。六月二十七日日记载有：“得赵家璧信并再版《竖琴》及《一天的工作》各一本，《母亲》（作者署名本）一本。下午达夫及夏莱蒂来。”我平时赠书给鲁迅，都不赠签名本，这次意义特殊，所以在正式出书前一天，就把签名本送去。鲁迅非常重视，在这一年的《书账》里也把它列入了。就在收到赠书的第二天（六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上，载有鲁迅当天所写两首旧体诗。日记载：“下午为萍荪书一幅……。又为陶轩书一幅云：
如磐遥夜拥重楼，
翦柳春风导九秋。
湘瑟凝尘清怨绝，
可怜无女耀高丘。
二幅皆达夫持来。”就是这一首诗，九月底，改了几个字，发表在《涛声》上，作者冠以《悼丁君》为题。当时风传丁玲已被杀害，所以鲁迅引用屈原作《楚辞·离骚》中“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作典，写了这首诗，寄托了他老人家对丁玲的悲悼和思念之情。丁玲对这首诗一直铭记在心。
《母亲》出版后，立刻成为“良友文学丛书”中的最畅销书。第一版印四千册，一个月销光，十月和十二月各再版二千册，这在当时书业界简直是个奇迹。年底结算，作者应得之版税，为数可观。但我们收到作者亲属从湖南来函要求汇款者不止一处，会计科很难处理。这个颇感棘手的问题是鲁迅帮我们解决的。我那天告诉丁玲同志说：“鲁迅先生来信对我说，是蒋慕唐老太太来信就汇，但也不要一次全汇去了。”丁玲听到这里，心情极为激动，静默了一阵，才像吁了一口气，轻声地自语着：“这些事，我过去都不知道啊！”在旁的陈明同志兴奋地指着我说：“今天还能说出蒋慕唐老太太的名字来，除了我和丁玲二人外，恐怕只有你了。”接着他又感慨地说：“从这件事情来看，鲁迅先生对左翼作家的生活，多么地关怀备至啊！”
我在何时何地对鲁迅谈起这件事情的，一直没有记得起来。最近再查《鲁迅日记》，发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载有这样一条：“雨，下午成雪。往良友图书公司交《一天的工作》附记一篇，印证四千。”这足证我就是在鲁迅冒雪来访的这一天向他提出这个难题的。一星期后，一月二十二日，他复我一信，信中说：
顷查得丁玲的母亲的通信地址，是：“湖南常德、忠靖庙街六号、蒋慕唐老太太”，如来信地址，与此无异，那就不是别人假冒的。但又闻她的周围，穷本家甚多，款项一到，顷刻即被分尽，所以最好是先寄一百来元，待回信到后，再行续寄为妥也。
鲁迅为丁玲母亲的生活所需设想得如此周到，至今读来，确是感人肺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