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邹韬奋等创办的生活书店是在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进入高潮、白色恐怖变本加厉的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成立的。经过艰苦斗争，发展壮大，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前几年，已成为上海几十家中小型书店中一面战斗的旗帜。这些称为新书业的中小书店，正如叶圣陶所说：“虽然并不标榜只拘一格，实际上是偏向于文艺的居多。”^[1]而生活书店在这方面起巨大作用，则开始于《文学》月刊的出版。这一继《小说月报》后成为三十年代权威性的文艺刊物，是由郑振铎向胡愈之、邹韬奋建议创办的。以后几年，虽先后由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负责编辑，实际上自始至终都在茅盾主持下进行工作的，还得到过鲁迅的大力支持。接着生活书店又出版陈望道编的《太白》、黄源编的《译文》，最后是郑振铎编的大型“世界文库”。鲁迅在这四个刊物上发表过近八十篇文章和一个翻译长篇。这四种文艺刊物无形中结成一条战线，在“左联”旗手鲁迅的领导下，向国民党进行文化反“围剿”的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生活书店还出版了傅东华编的“创作文库”《我与文学》，茅盾编的《中国之一日》等许多文艺著译作品，在三十年代文艺出版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国民党正在那时设立了图书杂志审查会，妄图扼杀革命文学作品于母胎之中，任何书店都被迫把原稿事先送审。最近出版的《新文学史料》总第十四期，正好发表了茅盾遗作《一九三四年文化“围剿”和反“围剿”》回忆录，使我们看到当时生活书店为了《文学》月刊，在对付那批色厉内荏、不学无术的审查老爷们所采取的各种坚韧而巧妙的战术。黄源同志最近来沪，也向我谈了当年鲁迅的《病后杂谈》和《之余》被删而发表的经过。他说，鲁迅有意把被删剩的一个头照样登，然后在下期刊《之余》，让它前言不搭后语，正好暴露审查会的丑恶嘴脸。据说，这类事都由生活经理徐伯昕亲自去同审查官当面打交道的。以上两件事，使我想起当年设立于南市区的那个作恶多端的审查会。我曾多次到那里去过。为了挽救一本好书的命运，我有时同他们平心静气地磨，有时面红耳赤地向他们争。那套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后来得以比较顺利地通过，良友公司被他们敲去了五百元大洋。于此可见群官们是一批什么东西！

那时出版文艺书的比较进步的中小书店，在不同程度上，虽然具有抗日救亡的爱国心和不满国民党统治而要求变革的思想，但还没有把出书看做是革命工作的高度认识。真像是一批杂牌军，各自为政，各奔前程。但当出现了生活书店这个革命书店时，就像在我们面前树立起了一面鲜红的战斗的旗帜，为我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也壮大了我们的胆略，敢于进行一定程度的斗争。我们默默地仰望着这面旗帜，然后，有先有后地跟随着它，迈向光明，迈向胜利。

当时，生活书店还举起了一面团结的旗帜，对这些中小型书店在某种场合做些团结工作。例如那时《申报》销路大，广告费贵，封面第一版套红广告索价更昂，中小书店出了好书无力刊登。生活书店创办“新书业联合广告”，经常在《申报》上包下一整版，然后有选择地分块让给需要的同业，眉题用红字印上“生活书店联合广告”。这样，既便利和团结了同业，又对进步新书起了评选推荐的作用；同时也为三万多邮购户提供了出版消息。当时，他们的邮购工作普及全国，也远达南洋海外各地，做得受人称赞。还有李平心编的那本厚达一千余页、纸面精装的《全国总书目》。编者自谦地称为做了一件“近于傻的工作”。这种一心为整个出版事业着想，一心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大好事，只有抱傻子精神的生活书店，才会想得那么远，又做得这么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