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现在我要说到茅盾了。我最早和他往来大约也在一九三四年。他对“良友”文学出版事业的热心支持，不下于鲁迅。三十年代，他写给我的信约有五六十封，可惜“十年浩劫”期间，被弄得不知下落，因此，他逝世已近二年，我至今还没有写过一篇悼念和纪念他的文章，实属遗憾。最近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他所写《回忆录》中对我说的一些溢美之辞，更感到有责任，把他当年对我这个文学青年爱护和培养的往事，一一写下来。如果那批书简在手边，我有多少话可说啊！他对我最大的帮助，是在“大系”最初落实期间所提的宝贵意见。
茅盾给“良友文学丛书”的第一部作品是散文集《话匣子》，出版于一九三四年底。在是年秋天的一段时间里，我把“大系”的编辑计划送请他审阅，恳求他担任小说集的编选者，并请他为我们编辑工作上的棘手问题作出决定。现在茅盾来信既荡然无存（仅有一封是一九七七年写给我的；还有三封发表于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中）。最近发表的茅盾《回忆录》里，有两次提到当时他编选《小说一集》的经过，这帮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也第一次知道他当时对此事的反应和对“大系”的评价。
原来茅盾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号的《文学》书评栏里，说到当他读到一九三三年出版王哲甫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时，他就产生了一种想法：这是研究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本著作，作者用意虽好，结果失败了。他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希望立刻写出这样一本书，未免过早。因此他“只希望有一部搜罗得很完备，编得很有系统的记载‘史料’的书，这本书可以是‘编年体’，按年月先后著录重要‘理论文章’及‘作品’，记载文学团体成立解散，以及杂志的发刊等等，‘理论’文可以摘录要点或抄录全文，‘作品’可以来一个‘提要’。如果不用‘编年体’，也可以用‘纪事本末体’，把十五年来文坛上讨论过的重要问题详细记述它的发端论争，以及结束。另外再加两个附录，一是重要‘作品’的各方面的批评及其影响，二是文学社团的小史。倘使这样的书出来，对于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固然得用，对于一般想要明了过去到现在的文坛情形的青年也很有益。”[15]正当茅盾抱有这样一个愿望时，我把编辑“大系”的总体设计拿去请教他，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不但答复了我提出的问题，还为小说集、散文集如何分工，找那几位编选者最适合，给了我明确的指示。他自己也愉快地接受了担任关于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小说集的编选工作。这一连串问题，决不是一次通信或一次见面马上解决的。我仅能凭现存的仅有的文献和我的记忆，分别叙说如下。
“大系”主要是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进行整理总结工作的，但选稿的起讫年限应当先有一个统一的规定。阿英主张从“五四”到“五卅”，这在他那本《运动史资料》序文中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从‘五四’到‘五卅’，在时间上，大约是六年的光景，这一个时期，可说是文学革命期。”[16]郑振铎不同意这个分期法。我把这个问题请教茅盾时，他亲笔复了我一封信，说：
“五四”是一九一九年，“五卅”是一九二五年，前后六年，这六年虽然在新文学史上好像热闹得很，其实作品并不多。弟以为不如定自“五四”到“北伐”，即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七年，如此则把现代中国文学分为两个时期，即“五四”到“北伐”，“北伐”到现在。……本来“五四”到“五卅”不过表示了“里程碑”，事实上，第一本的“建设的文学理论”，就有许多重要文章是发表在“五四”以前。从1917到1927，十年断代是并没有毛病的。[17]
由于茅盾为我们作出了这个决定，大家也都无异议，所以“大系”有个副题：《第一个十年：1917—1927》，有的编选者，就称这个十年为“伟大的十年！”茅盾为《小说一集》写的《编选感想》，也包括了这个看法在内。他说：
新文学发展是长长的一条路，这条路的起点以及许多早起者所留下的足迹，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现在良友公司印行“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将最初十年内的“新文学”的史料作一次总结。这在今日的出版界算得是一桩可喜的事。至少有些散逸的史料赖此得以更好地保存下来。
这段感想，一则指定了“大系”的选稿范围限于新文学运动最初的十年；二则称“大系”为第一辑，那就希望今后还应编出第二辑、第三辑，这对我们寄予了深切的期望，鼓励我们将来继续编下去。
我向茅盾请教的第二个问题，便是小说部分应出几册，如何分工，请谁编选最合适。茅盾在《回忆录》中记得非常清楚。他的回忆文章中说：“我又说，这十年中的文学作品，短篇小说份量最多，可考虑按文学团体分编三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各编一集，这两个团体以外的以《语丝》、未名社等为中心又编一集，这样各有其特点。”[18]这个意见，我和郑伯奇、阿英、施蛰存、郑振铎等商谈时，他们的看法大致相同，而文学研究会的一集，应由茅盾来编选，更是众望所归；经我请求，蒙他答应了。他就是要求我们提供编选材料，他在《回忆录》中还说：“因为文学研究会名下的作品登在《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上的，我手头有，而散见于各分会办的刊物上或其他非文学研究会办的报刊上的，我没有。”[19]后来我们尽力设法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是交齐选稿和导言的第一人，所以《小说一集》最先出书。
创造社作家作品另立一集，那也是大家所一致同意的。至于此外的文学团体，为数多，成员较少，分处南北，情况也较复杂，但在五四时期，其中不少作家是有很大贡献的，他们编的文学刊物，影响全国文坛，如北京有新潮社、沉钟社、莽原社、未名社和《语丝》《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现代评论》等刊物；上海有弥洒社、浅草社等；还有其他不属任何团体的作家。但这一集，请谁来编选最合适呢？我们考虑过很多人，都感到不恰当，结果都瞩望于鲁迅，他不但与其中的几个团体有密切关系，实际上是他领导的；而且他个人在新文学运动方面的贡献更是超过任何人的。“大系”编选者要组成一个强大的阵营就缺不了鲁迅。但考虑到要他去编选这样一支杂牌军，他是否会同意呢？郑伯奇、郑振铎都竭力主张请鲁迅编选这个集子，我征求茅盾的意见，他也认为由鲁迅担任最适合。当时我已和鲁迅见过几次面，“良友文学丛书”创刊时，他就以两部译作支持我；出版麦绥莱勒作《木刻连环图画故事》集时，他大力赞助，并为其中的《一个人的受难》写了序。想到要把这样一本杂牌小说集请鲁迅来编，我还没有这个勇气。我在听到茅盾也赞成请鲁迅来编选这本两个大团体之外的小说集时，我乘机托茅盾代我向鲁迅商议恳求，因为他们两人之间友情深厚，经常来往，可以无所不谈的。不料遭到茅盾的婉言谢绝。他说：“你和鲁迅先生也很熟，他对你印象尚好，你自己去找他，我相信他会考虑的。”到十一月间，我还是拉了郑伯奇伴我一起去内山书店看望鲁迅。我曾把编辑计划告诉过他，他赞成出版这样一部“大系”；我提及将来拟请蔡元培写个总序，鲁迅极表赞同；对其他已定的编选者，他并无意见。那天我和伯奇同去，大胆提出请他担任编选那部小说集的要求后，他仅略略表示谦让，当场就答应了。我当时内心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语形容的。鲁迅宽大的胸怀，对有益的编辑计划的热诚支持，对我这个文学青年的培养爱护，我都已写入我的《编辑生涯忆鲁迅》一书中了。我现在想起，当时茅盾虽当面婉言谢绝代邀，事后很可能已预为道及，所以那天的会谈，给我意外顺利的感觉。茅公提携后进，往往不令人知，这种高风亮节，更令人难忘。“大系”有了鲁迅参加，顿时增添了光彩。以后发生了与审查会有关的重大周折，鲁迅来信表示退出，幸经伯奇伴我于一九三五年元旦假期再次去内山书店晋谒，终于蒙他顾全大局，收回成命。这段曲折的故事，我早已另写专文[20]，不再在此赘述了。
我向茅盾请教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散文集的，我们准备出二集，内容如何分工，找那位编选者最合适，我想听听茅盾的意见。散文编选者的人选，我和伯奇、振铎、阿英、蛰存个别交换意见时，都想到了郁达夫。另一位就有不同看法，我拟请北平的周作人，有人反对，有人赞成。茅盾认为“大系”既请了胡适担任《建设理论集》，散文集请周作人编选一集也无不可。他说，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嘛！关于如何分工，我说是否以地区分，周作人久居北方，他选北方的散文家，郁达夫一直在南方各地跑，是否选南方的散文家。茅盾说，小说以团体分，合情合理，散文的分工较难，将来由郁、周两位自己去商议吧。对于分工问题好像没有彻底解决，但茅盾深知郁、周之间，相互尊重，分工似未解决，而实已解决矣。收入《现代作家书简》中，有两封茅盾的信，正好与“大系”有关，非常珍贵。其中给郑振铎的一封，写于一九三四年年底，信末仅署十日，没有月份，可能是十二月。信中说：
闻圣陶说，王统照只有一本单篇集《号声》，出版最早，现早绝版。弟现因编“良友”那“新文学大系”里的小说集，拟找得这本书，不知兄在北平能借到一本否？上海方面圣陶本来有的，可是“一·二八”之役丢了。
兄对于弟所担任之《小说集》有何意见？望见告。此集所收，大体是“文学研究会”中人，但有些散见于《小说月报》及《文学周报》上的作品也将收进，兄意以为如何？
兄在一九二六年以前所作，拟选二篇，一为最初期，一为一九二六年所作者；此为弟之计划，尚未定为何篇，现在也请你告诉我，你以为当选那二篇？
从此信中可以看到茅盾很早就已动手，在编选期间，经常和文学研究会老朋友们共同商量，并征求被选者本人的意见。关于这方面的茅盾遗札，将来肯定还会陆续发现，容待今后补充。
创造社部分的小说集，我心目中有三位前辈作家可供选择：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经过酝酿，郁达夫已肯定为一集散文的编选者。至于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我认为“大系”编选阵营中也不能没有他，他是创造社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后经我和伯奇几次商谈，决定请郭老担任诗集编选，他是五四时代的第一个最有贡献的诗人。于是请伯奇去信日本，很快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仅说，身在异域，所需材料全无，这方面要“良友”负责供应。我当即去信表示感谢，并答应将尽一切努力供应选材。这样，有关创造社的那本小说集，当然请郑伯奇担任了。
郁达夫这时已和我相识，麦绥莱勒作的木刻连环图画故事中，《我的忏悔》一书就是由他写序的。当时他已移居杭州，我很早去信约他编选“大系”中的一本散文集，他欣然接受，不久把《编选感想》也寄来了。因为时间较早，还未提及两部散文如何分工合作等具体问题，所以他的那篇感想，写成一篇短短的优美的散文，颇有特色；却在无意之间，引起了一点小风波。感想说：
照灯笼的人，顶多只能看清他前后左右的一圈，但在光天化日之下，上高处去举目远望，却看得出四周的山川形势，草木田畴。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已经有将近二十多年的历史了；自大的批评家们，虽在叹息着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品，可是过去的成绩，也未始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废物的空堆。现在是接迹于过去，未来是孕育在现在的胞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发行主旨，大约是在这里吧。
郁达夫和郑伯奇是创造社的两位老将，同时留学日本，对初期新文学运动都做出过巨大贡献，两人关系，情同手足，但遇到原则分歧时，大家照样要争辩一番。一九三四年三月，郑伯奇在《春光》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伟大的作品底要求》一文，写作的动机完全是善意的，他要求作家们拿出勇气来，写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并以外国作家已写出《怒吼吧，中国！》和《鸦片战争》为例，绝无针对什么人的意气在内。后来《春光》在五月号上，利用此文为题，开展了《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讨论，征求许多人写文章。随后有人乘机射来了冷箭，以致众说纷纭，成为一场引人注目的论争。我当时看出伯奇为了这次论争是由他一篇文章引起的，深感痛苦。郁达夫的《感想》寄我后，我当然给同坐在一间办公室的郑伯奇先看，他久久不语，我知道郁达夫的话，已刺伤了他的自尊心。
各位编选者的《编选感想》手稿陆续来齐，我催伯奇为他编选的小说集也写一段，过几天，他把手稿交给了我。这里，我要插进一段话，说说伯奇为人谦虚大方的美德。原来，小说既按各文学团体分为三集，排列先后，理应文学研究会在前，次为创造社，其他各团体殿后，因此，先拟称为小说甲集、乙集、丙集。当鲁迅答应编选丙集之后，伯奇就向我建议，把鲁迅的集子列在他的前面。我赞成他的这一想法，同时，也把甲、乙、丙集，改称为一集、二集、三集。鲁迅为《小说二集》所写的感想早已发表，不再重复；下面是郑伯奇为《小说三集》写的感想。
中国新文学运动已能到了决算期了，把以前的成果整理一番，结合新文学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良友”计划刊行的“新文学大系”，只就这一点说，已是有意义的工作了。况且十多年来许多被遗忘的作品因此而获得保存，在目前不也是很重要的吗？
不久以前，自己发表了一点关于伟大作品的感想，曾引起许多不同的意见。其实讨论问题也应该在前人作品中先做一番回顾反省的工夫，不然便会流为空谈。现在参加这书的编选，为自己个人，是一个再教育的机会。
我读完他的原稿，深感他那种实事求是、要求在编选工作中接受教育的真诚态度是极为宝贵的，但这究竟离开了发表编选感想的原有范围，我婉言劝说伯奇把第二段删了，他坚持己意。这种在两位好朋友之间无意中引起的茶杯里的小风波，现在作为“大系”史话的小插曲写在这里，既足以见到伯奇耿直可亲，有话直说的长者作风，也给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提供一点背景材料，否则对郁、郑两段《编选感想》中所说针锋相对的话，会莫名其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