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理想中的“大系”工程，几个月间，先后经郑伯奇、阿英、施蛰存、郑振铎、茅盾等前辈作家的指导帮助，粗略的面目已经在我心中出现，编选者的人选也已初步确定。我在工作进行期间，当然随时向总经理伍联德汇报的。茅盾《回忆录·十八》中说，“赵家璧是良友图书公司的股东”，这与事实不符，良友图书公司的股东极大部分是广东人。我仅因委印学校年刊认识伍联德，随即半工半读，被聘编一个学生读物。一九三二年秋离开大学，伍联德委托我专办一个文艺书籍出版部，放手让我去开辟一个新阵地，出了不少进步的书。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就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门市部一扇价值数百元的大玻璃窗被暴徒击破。鲁迅曾把这些反面材料编入《准风月谈》后记中，并针对此事发表感想说：“‘一个志士’，纵使‘对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但若会在不知何时，飞来一个锤子，打破值银数百两的大玻璃，‘如有不遵，更会在不知何时，飞来一顶红帽子，送掉他比大玻璃更值钱的脑袋，那他当然也许要灰心的。”^[21]但是“良友”总经理伍联德和继任经理余汉生都是有正义感的、有事业心的爱国商人，他们并不因此而灰心丧气，也没有把我解雇。我这个青年编辑，在他们的放手信任下，才有实现“大系”这样一个需要庞大投资并冒一定风险的出版计划的可能。我在写这篇史料时，不应当忘记他们两位。伍联德已于一九七二年在香港逝世，余汉生留居美国，高龄八十，正在那里安度晚年。在旧社会，一个编辑想要出版一些好书，大半的命运就掌握在书店老板手中，这是无可讳言的。

我在编辑计划略有头绪之后，就同管理印刷、纸张、成本会计的同事进行出版业务方面的估价工作。预计布面精装，二十三开本，印进口米色毛道林，每集五十万字，包括略高的稿酬，编辑费和规模较大的广告费用（印送样本等），定价每册二元，十卷一套二十元。估计能销二千部可不亏本，再版即有盈余。在经济上有此预算后，我就和总经理进一步商量，准备立刻与编选者签订合同，一九三五年二三月刊登广告，全书计划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齐。伍联德看到我的编辑计划和组稿名单，赞赏了一番，对二千册的销路前途也较乐观，但他心中有两大顾虑。

一则怕我的约稿对象落空，预约广告刊出了，到期拿不到文稿，便将失信于预约读者。三十年代，书店出大部头书，为了借用读者的订书款供作造货成本的一部分，把发行折扣转给读者本身享受，所以预约款仅收书价的七成。实际上，这个做法越过了中间商，出版社和读者直接来往两得其利。但出版社在这种经营上，先要自己在读者心目中已建立了一个经济上靠得住的形象，否则读者就怕受骗上当。肖乾曾用《话说预约》为题，怀念过去的预约办法，^[22]我是有此同感的。

伍联德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一九三一年春，孙师毅曾为良友公司主编过一套“中国现代史丛书”，说明先出第一期共八卷。施复亮写经济史，孙师毅写政治史，张心征写交通史，李达写实业史，周予同写教育史，郑振铎写文学史，孙绍尧写法制史，李朴园、梁得所、甘乃光等写美术史。预约广告刊于是年九月号《良友画报》封底，每册四元，全套预订二十二元四角，预告年底全部出齐。这套丛书，作者阵营整齐，声势浩大，是要解决“中国往何处去”这个重大问题的学术著作。可惜主编者急于求成，大部文稿都未落实，有的如郑振铎的文学史，据我所知，当时根本没有动手，就过早地大事宣传，发售预约，接着“九一八”事变发生，结果近乎落空。到第二年，才陆续出版了《现代中国经济史》和《教育史》《交通史》三种，孙师毅也很快离开了“良友”。这部大丛书，是“良友”试出文字方面成套书的第一回，却失信于读者，使伍联德颇为苦恼。这个前车之鉴，使他对“大系”以预约发行，开始顾虑重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经我拿出事实进行说服，他终于放心了。

另外一件事是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会。“良友”大玻璃窗被暴徒击破后，已逐渐成为经常被国民党反动派注意的书店之一。伍联德看到我所约请的作家中，有鲁迅、茅盾、郭沫若等著名左翼作家。他就怕广告刊出，发售预约后，将来审查会通不过，又将功亏一篑。而这套书投资大，编选者名单也引人注目，因此要我与审查会先打个交道，把计划和名单送去让他们过目，免得将来被动。我认为店主有此顾虑是合情合理的，我既要实现我的理想，我就得对审查会打个招呼。审查会于一九三四年五月正式成立前，早已规定原稿送审制。“良友”的文艺书已发生过几次麻烦，我已去设在南市区一座园林建筑名为“也是园”内的审查会打过几次交道。这类事，其他新书业都由店主或经理去的，编辑一般不上前线。“良友”经理是广东人，他们两位都推说不善讲普通话或上海话，把这件苦差也推给我（也因为出问题的都是我负责的文艺书）。我就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承担了再去闯一次鬼门关。

我大约在十二月初去审查会，接见我的是一般职员。平时去打交道都是为了一部文稿，这次我送去的却是一份编辑计划书和编选者名单，他大为惊异。我说，为了郑重起见，请他先转送审查会主管项德言看看。我并不认识这个项德言，但同业中都知道他的大名。正是他，操纵着每本书刊的生杀大权。他答应送主管人阅后再通知我们，这是一句官话，我便告辞了。过了几天，却出现了奇迹。

穆时英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低我两班。他曾在《小说月报》《现代》等文艺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略有名声，“良友”也出过他的书。但那时，他在生活上已逐渐堕落，出入歌场舞榭，娶了一个年纪比他大得多的职业舞女为妻；文坛上早已盛传他当了审查官，我还将信将疑。事实上，他已投入项德言的怀抱，在审查会里当了一名不大不小的官，与项德言来往极密。我去审查会送计划书以后，大约隔了三四天，穆时英突来“良友”看我，说我送去的“大系”计划书和编选者名单，项德言已看过，他答应帮忙，但约我去项的家里面谈一次。我说：“这是公事，怎么上他家去谈呢？而且我既不认识他，也不知他住哪里。”穆说：“这你不用担心，我把地址给你，明天下午三时，我在他家等候。”我与经理商量后，猜到审查会头头想在“大系”上做文章。经理答允我见机行事，只要他能保证让我们顺利出版，花些钱把这个头头买下来也是值得的。

第二天，我按址在旧县城内“也是园”附近的一座旧式里弄里找到了这个号码。敲门进去，穆时英第一个出来，外地口音很重的项德言迎上前来寒暄一番，一忽儿，穆已不见了。项先对“良友文学丛书”的装帧设计等吹捧一番，接着提到，听说良友稿酬比较优厚（其实当时“良友”和其他书店一样，一般付百分之十五的版税，但交稿时即可预支一部分），他最近有本短篇小说稿（他曾写过一些东西，否则也不会当上这个审查官），希望编入“良友文学丛书”，印得漂亮些。稿酬方面，因有急用，拟一次把版权卖掉。我就请他把文稿让我带回，同经理商量，再作答复。他就把一叠薄薄的仅有数万字的文稿给我，我接过来放入皮包中。

然后，他谈到我送去的编辑计划，他说：“整理‘五四’以来十年的旧作问题不大，将来可尽量帮忙；但十位编选者中，有两个人要更换，否则送审时会通不过的：一个是郭沫若，另一个是鲁迅。”我一方面对他答应帮忙表示感谢，但对于他提出要换两位编选者的问题，恳求他加以照顾。他又诉说了一些他们自己是奉命执行，权力有限等等的“苦衷”；最后笑嘻嘻地对我说：“鲁迅的名字，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商量，但郭沫若的名字绝对不行。”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郭沫若写过指名道姓骂蒋委员长的文章，所以上面明文规定，我也无能为力！”

正在此时，我听到穆时英在楼上和一个女人大声吵闹的声音，也还有一个女人从中劝架。我问项发生了什么事？项说：“穆时英娶了这个舞女，活该倒霉。天天吵架，我们也无法劝说，现在已吵到我们的家里来了。”可见项、穆之间，关系非同寻常。

次日，我向经理汇报了经过，大家大笑起来，这出活把戏，被我们完全猜中了。但这个项德言不但要利，还要名。我怎么可以把他的作品编入“良友文学丛书”呢？后来他通过穆要求我们把他的“大作”印出来，署名鲛人，书名《三百八十个》，不入丛书也可以，但要出精装。他这样做，我猜还有他的用意：即使他被人知道敲了书店一笔竹杠，他也可有恃无恐地说，他拿的是一笔合法的稿酬。这几万字小说，经穆时英从中奔走，终于被敲去了五百元大洋。我们提出的条件是鲁迅的名字不动，将来“大系”全部文稿，必须予以照顾，不能有意挑剔。这个诺言，后来总算是遵守了的。

项为了书稿校样和出版事宜，曾用鲛人笔名和我通过两封信，他用的是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会的公用笺和公用信封。“文革”期间，我所属单位造反派，把潘公展、项德言、潘子农三人的来信，都作为我在三十年代与国民党有反革命勾结的罪证，从我那批被抄去的七百多封信中（我习惯于把重要来信收集保藏，潘公展的几封信都是介绍稿件的；潘子农的信，都是说他的译本《怒吼吧，中国！》的），特意抽出，存在我的档案袋里。一九七七年上海复查工作结束，领导把这近十封信退还给我，至今我还保存着作为纪念。而茅盾、郑振铎、郁达夫、阿英等大批书简，全部失落，言之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