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九月上旬在《良友画报》上用一整版刊出“一角丛书”新书广告：第一批书目十二种，先出五种。第一种书名《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的自述》，从美国的《论坛》杂志上请人译了胡适、韦尔斯、爱因斯坦和杜威写的四篇《我的信仰》；这是第一炮，用了加倍的篇幅，仍售一角。第二种是从美国人利文所写第一本有关斯大林的传记节译而成。第四种是介绍英国韦尔斯等新著《生命知识》的九卷本巨著，故名《生命知识一瞥》。这些从外国书刊七拼八凑编译而成的小册子，说明这套丛书早已患了先天不足之病。另外两种是陈梦家和穆时英的创作小说。谁知新书刚刚出世，没过几天，震惊全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一夜之间，全国人民所关心的只有两个字——东北。读者迫切需要知道东北事变的原因何在？东北现状如何？是否会引起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因此而发生？“一角丛书”刚开始出书，立刻被日帝在沈阳挑起的侵略炮火打哑了。放在门市部的书简直无人问津，外地书商反应冷淡。眼看自己的第一个理想有彻底垮台的危险，感到心灰意懒、前途茫茫。再细细检查第一批十二种选题和作者队伍，才发觉即使不发生“九一八”事变，这样内容的丛书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不考虑到时代的和群众的呼声，不闯向社会去找在读者中有权威的作家，编辑工作势必面临失败之一途。回顾这一段时间，虽然估计不过两三天，在我漫长的编辑生涯中，可以说是关键性的。我开始认识到必须大胆地冲向社会，向具有影响的作家组稿。得不到作家的支持，编辑将束手无策，一事无成！我要用最快的方法，把急需的精神粮食，送到千千万万的读者手中去。

主意已定，就要物色作者。最先想到的是进步政论家胡愈之，他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刚从苏联考察回来，他的新著《莫斯科印象记》轰动了读书界。但我和他既无一面之缘，也没有朋友可以为我作介绍。退而求其次，便想到在光华大学执教的罗隆基，当时他经常在《新月》杂志上发表进步的政论。我便于九月二十日在校园里找到他，出了个题目，请他为丛书写稿。第二天一早，他就写了一篇《沈阳事件》，作者以满腔热血的爱国激情，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响亮地提出“改组政府”“共赴国难”的要求。文章不够印成一本书，便另加两篇资料作附录。排字房和印刷厂工友同我密切配合，二十六日出书。封面上双色套印，一摊鲜红的血迹，象征了全国军民要求浴血抗战的决心。这本突击出版的第六种丛书，广告在各报上刊出后，十天中销了两版，共印九千册。就靠这一本书，把已出的五种书也带动了。我看到方向对头，单独去找胡愈之的信心和勇气也增加了。

当时的《东方杂志》编辑部设在旧法租界辣斐德路（现称复兴中路）一幢小洋楼里。十月上旬的一天，我大胆地怀着试试看的心情，独自去找胡愈之先生。我递了名片后，就在会客室中静静地等候着。我深怕他本人不接见，派个助手来敷衍一番，把我打发走了事，这是颇有可能的。正在提心吊胆时，矮个子、头发已开始脱落的胡愈之先生非常热情地亲自接见了我。他握着我这个青年编辑的手，我真是受宠若惊。我把已出的六种小丛书送给他，请他批评指教；原来这以前，他还没有见到过这套小丛书呢。我自我介绍一番后，并直截了当地要求他为我们写一本有关当前东北问题的小册子，他马上颔首答应了。他早知《良友画报》，但对这样一种别开生面的小册子丛书，认为是普及知识的好形式，值得把它好好出下去。他问我对这样一套小丛书有什么长远打算。这位前辈编辑的话，一下子击中了我的要害，因为我当时限于条件，正在应付危局，根本没有作这方面的考虑。他知道我还在大学读书时，就问我毕业后是否还要继续做编辑工作。我表示想把这个工作作为自己的事业时，他说：“图书编辑工作是值得有志青年干它一辈子的！”我告别出门时，简直不相信第一次向一位知名作家和大编辑组稿，会获得如此顺利的结果。不到一星期，他写的《东北事变之国际观》手稿寄来了。文章一开始就说：“这次东北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种准备，亦犹之1911—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一样。”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个科学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十月底作为丛书的第九种出版，又是一本轰动全国的畅销书。此后，我的胆子壮大了，组稿对象逐渐打开。其他专家又写了《东北抗日的铁路政策》《日俄对峙中的中东铁路》及《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剖视》等，这些有关时事问题的丛书，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到一九三一年底，出满了二十种，四个月中销了十余万册，一度气息奄奄，几乎中途夭折的丛书计划，起死回生，销路逐渐稳定，可以说初步站住了脚跟。回忆这最初一段试编丛书的曲折过程，如果当时得不到著名作家胡愈之、罗隆基等热情支援，我那个编成套书的梦想，可能就到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