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三月中，同日帝签订了“淞沪协定”。良友公司地处战区，停业三个月。四月初复业时，创造社老将、“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改名郑君平，参加《良友画报》编辑部。五月号《良友画报》上第一次出现了他用笔名虚舟写的国际时事述评。此后每期都有他用笔名写的这类评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前国际形势，或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等。这在《良友画报》的出版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郑伯奇的到来，对良友公司出版方向所起的巨大作用，最先表现在“一角丛书”的选题和作者队伍的变化上。当我发现郑君平就是大名鼎鼎的郑伯奇后，我几乎每天和他去共进午餐（当时广东同事都回家吃饭），促膝深谈。我把思想上的苦闷、编辑工作上打不开一个局面的困境都对他谈了，也坦率地说出了想编辑成套文学书的抱负。他以忠厚长者和前辈作家的一片深情，既肯定我已有的成绩，也指出我对编辑出版事业应当具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一要跟上时代，二要面向群众，出版有益于广大读者的书。他答应为我介绍“左联”“社联”方面著名的作者，也要我不放弃已有组稿关系的老朋友。伯奇始终处于参谋的地位，一切由我作主。就在这样的默契下，“一角丛书”的面目从“一·二八”后大有改观，大批“左联”“社联”“剧联”的作家，陆续给丛书写稿。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续出三十种，总数销到五十万册；一九三三年续出三十种，到年底出满八十种时停刊。从作者和内容看，“一·二八”是一条明显的分界线。现在我把后一阶段的丛书，分类简要介绍部分重要作品，并顺便谈谈有关的人和事。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广大群众对中日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前途更加关心，我们继续在这方面组织更多的文稿，由“社联”同志执笔。“社联”负责人林伯修（杜国庠）著《美俄会联合战日否？》和《特克诺克拉西》两种；何思敬（何畏）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英美不免一战》两种。郑伯奇配合他在《良友画报》上发表的国际时事述评，用郑虚舟笔名写了《日本的泛系运动》，揭露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发展过程，预言日帝将在二次大战中扮演什么角色。董林、佩萱合译《什么是法西斯蒂》，对意大利的法西斯制度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讨。这些书为配合当时的反法西斯运动提供了参考资料。

针对读者渴求了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设成就，丛书列入了许多介绍苏联的选题。董明（董秋斯）和蔡咏裳夫妇根据美国进步作家斯特朗所写的小册子，合译了《苏联的现代农场》，对苏联的集体农庄组织作了详尽的报导。领导“社联”工作的钱啸秋（钱亦石）写了《苏联的新妇女》，用数字和事实驳斥了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所造“妇女国有”的海外奇谈，介绍了苏联建设事业中产生的劳动女英雄。担任“剧联”领导的赵铭彝在《苏联的演剧》中介绍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戏剧运动的发展和成就。在苏联留居多年的林克多，回国后曾写过一本《苏联见闻录》，鲁迅作序，当时与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同样受到读者欢迎，他为丛书写了《苏联的教育》。同时担任“文总”负责人的林伯修，利用日文资料，写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对苏联即将进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作了学术上的探讨。

郑伯奇来“良友”后，周起应（周扬）常来看他，我有时同他们一起聊天，逐渐熟识了。我请他为丛书写稿，他答应了。这就是译自英文的《苏联的音乐》。译者在后记里对“十月革命”后苏联音乐界的新成就作了分析评介。我在一九七九年就准备写这篇回忆史料，曾去信周扬同志请他共同回忆这本小册子的写作过程。他复信说：“所问《苏联的音乐》一书，我已记忆模糊了。我因不懂俄文，当时遇到英文书籍中有关苏联文化艺术的资料，便先睹为快。不论其内容价值如何，迅即移译，以供参考，兼获少许报酬，以资餬口。”

“左联”作家为丛书写了许多种传记文学。值得一提的有欧阳山用罗西笔名写的《马可尼传》，用讲故事的笔法，写无线电发明家的生平和他为人类“缩短空间距离”的伟大贡献。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新闻》的袁殊是《新闻大王哈斯脱》一书的作者。当时盛传法国革命作家巴比塞将代表世界反帝同盟到中国调查日帝侵占满蒙的真相，“左联”还发表了“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我们在他来华之前，请研究法国文学的沈起予赶写了《巴比塞评传》。他在文章最后结尾处说：“我想巴比塞来华调查过后，一定会作一篇解放殖民地的意见书而得着中国成万成亿的劳苦大众的欢迎。”虽然巴比塞因事未来，改由法国左翼作家古久烈代表来沪调查访问，这本小册子当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传记文学中还有夏衍用沈端先笔名写的《高尔基评传》，是当时介绍这位苏联伟大作家生平和作品的最早的一本小册子。出版时正当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的前一年，受到国内文艺界的重视。“文革”前二年，他曾托巴金同志转我一信，要我为他在上海旧书店中征求这本旧作，没有找到。我一直认为这是夏衍为“良友”所写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部作品。前年读到他的《悼念田汉同志》一文，才知他在日本读书时，曾把一本从日文翻译的有关戏剧理论的稿子寄给在上海的田汉，要求田汉设法找个地方出版，田汉此后并无回音给他。夏衍回国问起田汉，田说没有，记不清楚了。夏衍在回忆文章中说：“我以为一定是寄丢了。可是不久，我在书店里看到了已经出版的这本书。到良友图书公司一问，在他们的本子上明明写着：此稿由田汉介绍，翻译者所在不明。这是我和他第一次交往。这件事也很能说明田汉的性格。”^[6]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大会期间，我见到夏衍同志时，我问他书名和原作者名，他告诉我是日本菊池宽作的戏剧理论。我这次修订本文准备发表前，查到一九二七年六月的《良友画报》上，有田汉的三种理论著作：《文艺论集》《文艺概论》《戏剧概论》的新书广告；原书上海各大图书馆均无存，也无夏衍译本的书目。我又去信夏衍同志要求提供更多的线索，蒙他于四月十七日复信给我，信中说：“我的第一本译书菊池宽的《戏曲论》，的确是我寄给田汉，托他介绍出版的，但那是一九二三年由日本寄出的，一九二四年（？）我暑假回国，向田汉问起此事，他已经完全忘记了，直到后来在四马路书铺看到此书，才知是良友出版的。此书是小开本，黑色封面，书名是《戏曲论》（按在日本，戏曲包括话剧），一九四九年后我曾找到过一本，出版年月记得是一九二四或一九二五年，已记不清楚了，现在，连这本仅存的书，也在‘文革’中被抄走了。”一位作家到了晚年，对自己写的或译的第一本书，总是怀着深厚的感情。我没有能够把前辈作家的旧作找到，深表歉意。有人告诉夏衍同志说：“北京图书馆仍有。”希望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