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后一阶段丛书中的文艺创作，我联系的作家队伍，大大地开阔了。著名“左联”作家和进步作家，纷纷为丛书写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艺理论也出了一种。这些作品为我今后出好文学成套书打下了基础。现在选择几种一方面受到读书界重视，另一方面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注意，从而被禁止发售的作品内容，略作介绍。

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丁玲，把她创作的一个中篇小说《法网》给我们编入丛书。故事叙述汉口的一位工人，为了害怕自己失业，误以为邻居工人背后向老板挑拨离间，出卖了他，因而糊里糊涂地把邻居工人的老婆杀了，逃往上海。几年后，在他写给邻居工人信中已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杀你老婆的其实不是我，同使我失业的不是你一样，我们看来都是兄弟，都是贫苦的兄弟啊！”但是两个工人家庭都在所谓天网恢恢的国民党反动法律统治下，遭到了悲惨的命运。据丁玲同志前年来信告诉我，她当年写“《法网》是由于在报纸看到一条新闻，引起慨叹，据此写成一篇小说”。郑伯奇用真名写了《宽城子大将》，故事描写“九一八”事变之夜，发生在长春（旧称宽城子）的一个故事。当时担任铁路稽查处处长的汉奸，听到日本进攻的消息，偷偷地给日帝军官捎信表示欢迎。日军派兵去解除他手下士兵的武装时，下级军官和士兵奋起抵抗。他出外阻止他们，被士兵打了一枪。他便奔向日本军官求援，反而被俘。几天后，长春陷落，他被日军判“叛逆”罪处死。这是一篇描写无耻汉奸卖国求荣不得好死的暴露文学；对当时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是一大讽刺。上述两本小说出版后，不久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下令查禁。前者的“罪名”是“宣传普罗文学”；后者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揭露民族矛盾的小说，被说成是鼓吹阶级斗争，真令人啼笑皆非。但从此，“良友”的出版物开始受到国民党文化特务的注意，白色恐怖的魔掌，慢慢伸向我们这个素来不受人重视的安乐土了。

出版后受到查禁的另一本丛书是阿英用钱杏邨真名著的文艺理论，书名《创作与生活》，在当时文艺界受到过好评。作者提出文学作品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他主张作家“必须到劳苦大众中去，走向工人，走向农村”。他还提倡作家写报告文学，并把一位日本作家反映日本工人反对侵华战争的报告文学作品作为附录。这对当时处于抗日斗争激情中的中国读者，上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课，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被查禁的理由是说该书为“普罗文艺理论”。

丛书中有一本署名徐衍存的《灰色之家》，封面画一幅狱中放风图，几根又粗又黑的铁栅里，看得见一排穿蓝色横条囚衣的监犯在缓步行走。这是一本描绘上海租界最大的提篮桥监狱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在丛书中，这样的题材是前所未有的。作者是谁我已记不清楚，好像是阿英，但有的老同志说，阿英确曾在上海租界被捕，但不久就出来，不会关进提篮桥监狱，因为当时规定要判了刑才关进那里。我写信问了吴泰昌同志，他告诉我，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日阿英在梁家四山写的《自著年表》，注有“《灰色之家》，此为余一九二九年监狱生活之叙录，出狱后追记写成，‘一角丛书’本”。据泰昌说，阿英生前谈过此书署名的渊源。为了避免敌人的追查，第一次用了徐衍存这个与钱杏邨谐音的笔名，以后再也没有用过。他生平就只被捕过这一次。在租界上同时被捕者二十七人，国民党公安局要求引渡，租界法院法官不准。捕房律师因被告等人数太多，捕房容纳不下，所以把全部被告寄放在××（即“提篮”二字）桥监狱。这些经过，书中都如实地反映了。作者在短短的日子里所亲身经历的西牢中的非人生活，以及进步政治犯在狱中所领导的斗争，都用感人的文笔生动地记录下来。最后作者虚晃了一枪，说：“二十六号（日），又去了一次（指法院），这才分别的被判了徒刑，正式的开始了狱中生活。但以后的事情，在这本小册子里是容纳不下的，留在以后叙述吧。”事实上，作者没有被发觉真正的身份，很快就获得了自由。

左翼作家为丛书写文艺创作的还有张天翼的《脊背与奶子》，何家槐的《恶行》，蓬子的《浮世画》等。沈从文的童话小说《慷慨的王子》，彭家煌的《在潮神庙》，林微音的《西泠的黄昏》和杜衡的《红与黑》等，也都编在后一阶段的“一角丛书”中。这套小丛书虽到一九三三年底才停刊，但我在一九三二年九月，已在筹划编辑“良友文学丛书”了，那是我大学毕业后三个月，伍联德已正式委任我担任文艺读物的编辑。关于我怎样在郑伯奇同志陪同下，第一次去内山书店谒见鲁迅先生，从而使我在文学出版方面编成套书的理想终于得到实现，我已另写过专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