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二年九月初我第一次去谒见鲁迅先生。他答应把《竖琴》列为“良友文学丛书”的第一种。他为这个译本写的前记成于九月十日。这一年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是鲁迅杂文写得最少的一年，只有十篇。其中《〈竖琴〉前记》是第四篇。一个月后的十月十日，他写了第五篇杂文，题为《论“第三种人”》。由于胡秋原、杜衡讥笑左翼作家企图利用旧连环画这一民族形式进行改造，作为文艺大众化的一个试验园地，因而说：“提倡连环图画就是没出息。”鲁迅在本文中，就说了一句今天每个连环画工作者都能背得出来的话：“连环图画可以产生密开朗其罗、达文西那样伟大的画手的。”不料杜衡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把连环画一举抹杀；于是引起鲁迅的无比愤慨，十月二十五日，写了第六篇题为《“连环图画”辩护》的重要檄文。从题目上就明显看到鲁迅挺身而出，为受到侮辱的连环画进行辩护。同时，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德国的珂勒惠支和比国的麦绥莱勒创作的一批木刻组画的书名，“举出事实，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里面去了。”^[16]这三篇接连写成于九、十两月的杂文，引起我许多有关翻印麦绥莱勒作品的回忆。

九月初我去见鲁迅时，我们谈话的范围很广。鲁迅经常走过坐落在北四川路良友图书公司的门市部大橱窗，那里挂满了用时装美女做封面的画报、画片之类。他爱好美术，又关心美术出版事业。那天谈到如何出好美术画册时，他认为“良友”过去出的美术或摄影画册格调不高；鲁迅就向我建议，为什么不利用自有印刷设备的优越条件，出版一些高质量的美术画册呢？鲁迅的话给了我启发。所以当我在《文学月报》上初次读到《“连环图画”辩护》一文时，心中突然涌起了一个念头。麦绥莱勒创作的多达数十幅或百余幅的木刻组画，如能得到原本，把它翻印，既可以扩大中国艺术界视野，增长艺术知识，对文艺大众化的争论提供正面资料；在“良友”的美术出版物中，也可以开创一个新品种。至于珂勒惠支和梅斐尔德的木刻组画，每种仅数幅，未加考虑。

一九三三年春，有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时，我提到麦绥莱勒的木刻组画“良友”是否可以翻印出版？鲁迅对此很感兴趣。最近几年，因写作史料关系，与上海鲁迅纪念馆接触较多，才知道当时鲁迅藏书库中已藏有这类画册。至今鲁迅故居中，还藏有一九二〇年德国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的《光明的追求》（或译《太阳》）的普及本。另有一部名贵的限印本，书名《众生相与鬼脸》，编号为六十九号。其他已移交北京鲁迅博物馆。我今天在想，如果我当时大胆启口，向鲁迅先生借来翻印，也许不会遭到拒绝。但那时我和他仅有几个月的交往，这样鲁莽的行为，我这个青年编辑是不敢想，也不敢做的。此后，我便去上海江西路德国人开的璧恒书店找寻原本。我过去写的回忆史料中，一直以为是我自己去德国书店买到的。最近几年才发现史实有误，今天乘此机会作一更正。

“良友”版《麦绥莱勒木刻连环图画故事》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出书，共计四种，由四个人作序。《一个人的受难》，鲁迅序；《我的忏悔》，郁达夫序；《光明的追求》，叶灵凤序；《没有字的故事》的序，由我自己担任。吴泰昌同志于一九七九年间，曾来信向我提出一个疑问，以后又在他写的文章中说：“不解的是为何邀请叶灵凤？叶虽是名家，又酷爱版画木刻，但稍稍读过鲁迅著作的人都知道要将他和鲁迅联在一起，总得有点因缘。我一直在惦记解释这个谜，冰释这个疑窦。”^[17]我当时未加仔细回忆，也没有进行什么调查研究，直率地告诉他：三十年代“良友”的取稿标准，主要争取革命的和进步的作家，但也并非清一色。对不同流派的作家，只要不是极端反动的，也给以一席之地。一家民办出版社要保住自己的阵地，这也是一种必要的策略。而且我和《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既是同乡，又是同道；我为《现代》写文章，“良友”为施蛰存出版小说集。同样，在现代书局当编辑的叶灵凤，为我们的《木刻连环图画故事》写一篇序言，完全是不足为奇的。引起吴泰昌怀疑的主要因素是鲁迅曾多次在文章中嘲讽批评过叶灵凤，因而从今天的角度来衡量，似乎会引起这样几个问题：叶灵凤怎么可能和鲁迅并列在一套丛刊里写序呢？赵家璧怎么会作出这样安排呢？鲁迅又怎么会同意呢？现在回顾，确实会使吴泰昌感叹。在当时的文坛上，情况“异常复杂，活动在其中的人也够复杂”。^[18]但从我来说，像我这样一个无党无派的青年编辑，事情也异常简单：我有随意选择作者的自由。鲁迅先生呢？他同我的许多接触中，除了热情扶植我这个文学青年编辑以外，从不过问或干预我的编辑计划；郑伯奇对我也是这样。编辑尊重作家，作家也尊重编辑。如果把鲁迅想象得超乎常人，把今天的社会制度、工作方法、生活习惯去套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有些事确实会引起我们的怀疑和不解的。事有凑巧，吴泰昌在无意中竟然找到了六十年代叶灵凤发表在海外刊物上一篇题为《关于麦绥莱勒的木刻故事集》的文章（叶早于前几年病逝香港）。其中说：

一九三三年夏天，我在上海一家德国书店里买了几册《麦绥莱勒木刻故事集》，给当时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见到了，当时良友公司正在除了画报以外，转向印新文艺书籍，赵家璧想翻印这几本木刻集，拿去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鲁迅先生认为可以，并且答应写一篇序……我因为是这几本书的“物主”，我自己又一向喜欢木刻，便分配到了一本《光明的追求》，也写了一篇序。

吴泰昌根据这个资料，于一九八〇年七月，写成《叶灵凤与麦绥莱勒木刻连环故事集》一文，现已收在他的《艺文轶话》一书中。他所惦记的谜终于在“物主”二字上解开了。原来德国书店到了一批麦绥莱勒的木刻集，等我闻风去购时，早已被懂行的人捷足先得，其中就有在现代书局任编辑的叶灵凤。我请鲁迅和郁达夫写序的德文本，原来是我向叶借用的，并非如我过去所写是自己买到的。我在《鲁迅与连环图画》中的误记虽关系不大，但究竟不符合史实，在此向吴泰昌同志严格考证的精神表示钦佩和感谢；也顺便对读过拙作的读者表示歉意，此次收入本集时，该文作更正。

一九八二年，花城出版社重印一九三五年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生活书店版），他的女儿孔海珠同志赠我一册。我在翻阅重印本时，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旁证。原来三十年代，孔另境编纂此书时，由我向他提供了作家书简十三封，而叶灵凤向他提供的书简中，有我于一九三三年写给他的一封，内容所谈，恰恰是有关借用麦绥莱勒木刻集的事。我写给叶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你答应我们借用你的木刻书，真是万分的感激。现在我们预备出一套木刻故事从书，除了麦绥莱勒（原译马斯利尔——注）以外，另外又找了几部。……今天写这封信来，就预备请你挑选一本或二本写序……。原书因为制版时已弄污了许多，将来排版时还需要它，恐怕不能如我以前所答应的原物归赵，而弄污了的书又不便还给你。现在我们想照价连邮，托你去另订一份。

从此信中可见，我们不但借用了叶灵凤的原书，还因制版关系而把原书搞坏了。以后如何赔偿这笔损失，我已记不起来。所以把麦绥莱勒作品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叶灵凤是立有殊勋的。当年我请叶灵凤撰写序文的历史背景，终于弄个水落石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