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郑振铎当时正在北平与靳以、巴金等合编《文学季刊》，同时在燕京大学执教。我是通过巴金认识郑振铎的。我约他为“良友文学丛书”写稿，他就把《欧行杂记》交我，我把其中一章先发表在十月号《良友画报》上，篇名《回头过去——欧行杂记之一》，此书随即出版。这部文稿是在他八月间来沪时面交给我的，这以前，我还未和他见过面。我记得那年他来上海，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有五层楼高的虹口大旅社楼上大礼堂内，参加他亲戚的一次婚宴。这家旅社与良友公司近在咫尺，我们事先约定，就在那里见面。我上午去那里，大礼堂里四壁张挂了许多红绸喜幛，中间陈设着供桌，上面挂着双喜大金字，热闹的婚礼要到下午才举行。我和郑振铎就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初次交谈。随后几天，他约我去静安寺庙弄住所详谈，除《欧行杂记》事外，我主要向他请教关于“大系”的编辑计划和编选人选。

我们虽属初交，但一见如故。他和阿英一样喜欢搜集旧书古籍，谈到“五四”初期的版本已极难找到，同声感叹。他听到“良友”计划出版“大系”，而且已得到郑伯奇、阿英等支持，他表示如有所需，他也愿全力以赴，促使这个编辑计划的早日实现。当我们谈到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一书序中，刘所说五四时代的战士们已被挤成三代以上古人那句话时，他就动了感情（后来我们知道他为人富于感情，对是非善恶反应强烈，绝不含糊妥协）。他面红耳赤地对我申述了他的见解。他说：“所谓‘三代以上的古人’的人物，精神表现衰老状态者还是最忠实的，也还有更不堪的‘退化’甚至‘反叛’的人物，他们不仅和旧的统治阶级、旧的人物妥协，而还挤入他们之中，公然宣传着和最初白话文运动相反对的主张的；只有少数人还维持斗士的风姿，没有被旧势力所牵引”（这段话，以后还写入了他的导言中）。说到这里，他还指名道姓地为我点出三种走不同道路的知名人士。接着他还向我指出到现在还有人写文章反对白话文，因而继续在展开论争。他对最近掀起的一股读经、祀孔的逆风极表愤慨，认为这样做，无异在走回头路，把过去的革命运动视为多此一举。因而对编辑“大系”之举，认为非常及时，极有意义。

我同郑振铎商谈时，我原来的设想是“大系”分三部分，理论、作品和史料，理论和史料各编一卷。关于理论集，郑伯奇、阿英和我都认为请郑振铎编最适宜。当我把“大系”的编辑意图和组稿打算向他说明后，我就提出请他担任理论集的编选。他考虑一会后，认为理论部分应当分为《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两册。前者选新文学运动最初发难时期的重要理论，以及稍后一个时期比较倾向于建设方面的理论文章。后者着重于当时新旧两派对文学改革上引起的论争，以及后期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论争，等等。没有论争就不可能推动文学革命的前进，它与《建设理论集》有联系，但也有区别。他主张分开编，并且表示可以担任后者的编选工作。他说，有了这样一本集子，“至少有许多话今天省得我们重说，也可以使主张复古运动的人省得重说一遍”。

郑振铎当时常住北平，难得来上海，我对“大系”的设想已进入具体化阶段，急需前辈作家的具体帮助，我把曾经担任《小说月报》的老编辑郑振铎看做我的又一位老师；我还记得中学时代写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他编的《小说月报》上。这次初次向他当面请教，他北归后，又不断地书信往来（这些信也都丢了），认真坦率地给我指导，使我深受感动。他后来写的一段编选感想，就表达了上述的思想，他说：

将十几年前的旧账打开来一看，觉得有无限的感慨。以前许多生龙活虎般的文学战士们，现在多半是沉默无声，想不到我们的文士们会变老得那么快。然而更可怪的是，旧问题却依旧存在（例如“文”“白”之争之类），不过旧派的人却由防御战而突然改取攻势了。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省得许多“旧事重提”，或不为无益的事罢。

理论分编两集，论争集已有了编选者，那么，另一本《建设理论集》找谁编呢？我乘机恳求郑振铎作个推荐。他笑而不答，沉思了好一阵，才轻声地对我说：“这本集子请胡适来编，你看好不好？”在此之前，我心中也想到过“大系”第一本理论集，如能找到胡适这样的人来编，那会多好，但我不敢向郑伯奇、阿英提，他们肯定不会赞成。胡适当时是北京大学校长，文化界炙手可热的权威人士，政治上在逐渐右倾，左翼作家对他很有意见。但当时大多数人局限于认识水平，总是把五四新文学运动与他联系起来看，把他看做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所以当郑振铎提出胡适之名时，我又惊又喜；惊的是，胡适就是郑振铎对我所说，挤成三代以上古人中的五四战士，现在已一步步挤上高位，成为一位风云人物了；喜的是，如能找他来编选一集，对一般读者既有号召力，对审查会也许能起掩护的作用。这个审查会，从五月挂牌，什么书刊都要经它这一关，我们的出版物已深感压力了。这样一套规模大、投资多的《大系》，完全找左翼作家编，不来一点平衡，肯定无法出版。我先不表态。我说，胡适远在北平，大名鼎鼎，高高在上，他的书和文章都是在商务、新月之类书店出版。“良友”最近专出进步文艺书，已被特务暴徒击破了大玻璃，而我又是一个无名的文学青年。他在光华大学教中国哲学史时，我听过他的课，但和他素无往来，如果徐志摩活着，我还可以通过他去找胡适。我自己凭空写封信去约他编选《建设理论集》，他肯定会置之不理。郑振铎考虑了一阵，站起身来对我说：“我回北平后，替你去找他吧，他看到这样一个不平凡的编辑计划，可能会感到兴趣的。”我心中真是说不尽的感激，但在我接受他的善意建议之前，我又吐露了对此举的种种顾虑。振铎理直气壮地高声说，对历史上做出过贡献的人，应当肯定他那一部分；这并不排斥我们对他今天的政治观点持不同意见。他接着说，今天能担任此书编选者除胡适外，只有找陈独秀，但他是无法找到的，比较之下，胡适还是唯一适合的。这次郑振铎的南下，为《大系》的理论部分打下了基础。不久，通过郑振铎的介绍，胡适居然接受了我们的邀约，与我开始通信了。

我和阿英之间的频繁接触中，我早已有意请他为“大系”担任一集的编选者，当我初读他的《运动史资料》时，还有请他来编理论集的想法。以后施蛰存向我建议可请阿英主编史料集，我曾和郑伯奇二人商议，他也认为可以。所以与郑振铎的一夕话，解决了两本理论集的分工和人选以后，我就接着征求他对阿英编史料集的意见，振铎认为史料集的编者非阿英莫属。他们两人对学术研究上的兴趣颇为接近，但阿英收集的以现代文艺书居多，这正是振铎所欠缺的。振铎听我说起曾去阿英家参观过他的满屋藏书，阿英已向我表示愿意支援“大系”的资料供应工作，振铎极为兴奋。他说，你有了阿英的支援，就事半功倍了。后来郑振铎在《文学论争集》导言最后说：“最后应该谢谢阿英先生，本集里有许多材料都是他供给我的。没有他的帮助，这一集也许要编不成。”《史料·索引集》的编选工作，最后决定请阿英担任，他非常高兴。他写的《编选感想》，表达了他在《运动史资料》序文中说起过，而那天在他家里一边看书一边和我交换意见时的见解：

十六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其激急和繁复，是历代文学中所不曾有过的。所以参加了初期活动的干部，现在提起往事，都已不免于有“三代以上”之感。刚刚成长的文学青年，那是更不必说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使暂时不能产生较优秀的新文学史，资料索引一类书籍的印行，在任何一方面，也都是有着必要的。良友图书公司发刊“中国新文学大系”，其意义可说是高于翻印一切的古籍，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