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鲁迅在北京创立未名社时，曹靖华是五位青年社员之一。在《未名丛刊》中，曹靖华翻译出版了四种苏联小说。其中有《烟袋》一书，引起过不少风波，经历了重重磨难，最后与《第四十一》，合编成《苏联作家七人集》。现在先从《烟袋》说起。

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曹靖华在国民革命第二军顾问团工作，认识了由第三国际派来的俄罗斯人华西里耶夫，中文名王希礼。一个爱好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一个爱好中国文学，很快结成朋友。在互相交流、互相馈赠中，曹靖华把鲁迅的《呐喊》送给王希礼，以后他就把它译成俄文；王希礼把一本包括十三个短篇的小说集《十三个烟斗》送给曹靖华。^[1]每篇内容都与烟斗有关，但只有爱伦堡的《共产党员的烟斗》曹靖华认为写得最好。他把它连同其他十个苏联短篇编成一集，书名即用爱伦堡小说的篇名。由于北方人称烟斗为烟袋，书名便译为《共产党员的烟袋》，一九二八年初交给未名社出版。

当时，正值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不久，在北平的北洋军阀还拥有一股不小的力量，对进步书店进步人士，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下手。李霁野等对身边形势估计不足，他把这部小说集寄给住在上海的鲁迅。鲁迅审阅了这部译稿后，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复信给李霁野，肯定了这部小说集的内容，但对第一篇《共产党员的烟袋》，凭他历年对反动派斗争的经验，觉察到：“第一篇内有几个名词似有碍。不知在京印无妨否？倘改去，又失了精神。倘你以为能付印（因我不明那边的情形），望即来函，到后当即将稿寄回。否则在此印，而仍说未名社出版（文艺书籍，本来不必如此，但中国又作别论），以一部分寄京发卖。如此，则此地既无法干涉，而倘京中有麻烦，也可以推说别人冒名，本社并不知道的。”^[2]这种为未名社细心考虑的方法，既说明鲁迅善于对敌作战，也看出鲁迅对当时北方密云未雨之局，早有警惕。李霁野等为了“不以出版印刷的琐细事务去浪费先生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决定仍在北京印行，为不辜负先生的苦心，我们把书名只简单用了《烟袋》两个字。”^[3]不料两个月后，未名社被山东督军张宗昌的一个电报，下令查封，有几个人几乎丧生。未名社结束后，在一次事件中，这本《烟袋》混在一堆存书中，还被指为“罪证”之一。未名社的存书，后来全部出盘给另一书店。鲁迅说：“出盘之后，靖华译的两种小说都积在台静农家，又和‘新式炸弹’一同被没收，后来虽然证明了这‘新式炸弹’其实是制造化装品的机器，书籍却仍然不发还，于是这两种新书，遂成为天地间之珍本。”^[4]

这里所说的另一种是《第四十一》，书内包括拉甫列涅夫的两个中篇：《第四十一》和《平常东西的故事》，都是二十年代末二年，译者在莫斯科中央出版局（后改名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汉语部工作时翻译出版的。同时还有《星花》，作者也是拉甫列涅夫，一九三三年鲁迅为“良友文学丛书”编《竖琴》时把它收入了。

一九三三年冬，曹靖华已自苏联回国，在北平教书，他把《烟袋》和《第四十一》由友人Y君介绍送给上海某书局，还把书后的作者介绍，根据新材料重行增删。但稿子寄去后，译者说：“下文就是：不出版，不退回，写信不答复，托人就近询问也不理。好像绑票似的，这两本集子就这样的被绑了两年多。直到”这家书店关门之后，“还不肯把票子放回来。”^[5]现查鲁迅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九日给曹靖华的一封信中，谈到向某书局索稿“仍无回信。真是可恶之至”^[6]后，是年十二月廿八日，又在一封信中说到：“至于书，兄尽可编起来，将来我到‘良友’这些地方去问问看。”^[7]可见译者在未收回两本译稿前，已准备把原书合编成一部，征求鲁迅的意见时，鲁迅就想到了向良友公司去试试。

至于这两部书稿何人何时从某书局去拿回来的，也有一段故事。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瞿秋白被害后，鲁迅准备为这位牺牲的战友自编纪念文集《海上述林》，但瞿秋白有两部文稿已向这个书局预支过版税。此事鲁迅托黄源去办，黄源想用付现款赎回的办法，鲁迅于八月十六日给黄源信上说：“付钱办法，极好，还有两部，是靖华的翻译小说，希取出，此两部并未预支稿费，只要给一回收稿子的收条，就好了。”^[8]这就是《烟袋》和《第四十一》。从黄源的《鲁迅书简漫忆》中看，这两部书稿似乎是同瞿稿“一起取回的”，^[9]事实并非如此。《鲁迅日记》八月十二日记有：“河清来交望道信及瞿君译作稿二种，……还以泉二百。”八月十六日鲁迅告诉黄源还有曹靖华的两部。而直到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才写信给曹靖华说：“兄……的两种稿子，前几天拿回来了，我想找一出版的机会。假如有书店出版，则除掉换一篇（这是兄先前函知我的）外，再换一个书名，例如有一本便改易书名，称为：‘不平常的故事’。否则，就自己设法来印，合成一本。到那时当再函商。”屈指计算，这两部文稿确实被耽搁了三个寒暑。据曹靖华的回忆，他曾向鲁迅说明，稿子讨回后，如无可能出版，可暂存上海；如有机会出版时，为“出版方便”起见，不妨将原书次序掉换，也可以另换新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