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回到上海，“良友”结束，从一九四六年起，我参加晨光出版公司主持编辑工作。有一次，我又去看望陆小曼，她一见我就流下了眼泪，说当年没有听我的话是错了，否则《全集》可能在抗战前已和读者见了面。她近似忏悔般地对我说：“那年，胡适逼我把《全集》交给商务印书馆，一方面是利用我急于要钱用的心理来破坏我们的合作，他真正的目的还在于，不愿让新月派诗人的全集，由你这样一个青年来当编辑。特别是胡适对良友公司出的文艺书，左翼作家如鲁迅、茅盾等占主要地位，心中最不高兴，因此他千方百计逼我把这套书拿出来。我当时也预料到，进了‘商务’这个大书局，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现在事实不正是这样吗？今天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对她劝慰一番，又敦促她是否还有其他的日记或遗稿之类，可和《爱眉小札》等重新合编一册，列入“晨光文学丛书”中。她说：“今年正好志摩诞生五十周年，让我再去找些未发表的日记编一本新书吧！但是志摩最好的日记，还有几本，都不在我这里，而是在北平的两个人手里，我也没有办法去要。”经过她翻箱倒箧、四处搜寻的结果，发现还有两本篇幅不多的未发表的志摩日记：写于一九一八年的《西湖记》，和写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眉轩琐语》。我记得在她家里还见过一本纪念册，志摩亲笔题名为《一本没有颜色的书》，都是他俩友人的题诗题画，内有闻一多、胡适、杨杏佛、陈西滢，顾颉刚、曾孟朴、林风眠、俞平伯、章士钊、任叔永、张正宇、邵洵美等的手迹，共二十五幅，都是外界所未见过的；特别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用中国毛笔写的一首印度文诗和一幅画，画上还用钢笔写了一句英文小诗，尤为名贵。我征得陆小曼同意，全部制版复印，作为该书的插页，这就是一九四七年列入“晨光文学丛书”的《志摩日记》。书前小曼的序文中第一次提到那部《志摩全集》。
十年前，当我同家璧一起收集他的文稿，准备编印《全集》时，我有一次在梦中好像见到他，他便叫我不要太高兴，《全集》决不是像你想象般容易出版的。不等九年十年决不会实现。我醒后，真不信他的话，我屈指算来，《全集》一定会在几个月内出书，谁知后来固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一年一年的过去，到今年整整十年了，他倒五十了，《全集》还是没有影儿，叫我说什么？怪谁？怨谁？
据刘心皇说，梁实秋曾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说过这样一些关于《全集》难产原因的话，梁说：“听说，志摩有一大堆文字在林徽音手里，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里，两方面都拒不肯交出，因此，《全集》的事延搁下来。我不知道这传说是否正确。总之，《志摩全集》没有印出来，凡是他的朋友都有一份责任。”[26]这里所谈的两大堆文字资料，正是小曼屡次向我谈到过的。真相连小曼生前似乎也说不清楚。最近，《胡适来往书信选》出版，提供了这方面的重要线索。
原来志摩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凌叔华有一信给胡适，提到这批日记，凌叔华把它称为“八宝箱”，这个词儿，我也从小曼口中听到过，大概志摩生前就是把这批日记如此称呼的吧。信中说：
志摩于一九二五年去欧时，曾把他的八宝箱（文字因缘箱）交我看管，欧洲归，与小曼结婚，还不要拿回，因为箱内有东西不宜小曼看的，我只好留下来，直到去上海住，仍未拿去。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27]，才算物归原主。……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我也听他提过（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解说甚详，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时为他写小说），不意人未见也就永远不能见了。……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徽音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
有好几人已经答允把志摩信送来编印，我已去信约了潘贞元抄写一半月看看。我想如果你存的信件可以编好，同时出书好不好？这是你说的散文的新光芒，也是纪念志摩的好法子。（1931年12月10日）[28]
从这封信里看出有两册小曼写的日记原来留在凌叔华处。胡适于半个多月后另写一信给凌叔华说：
昨始知你送在徽音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用了。
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1931年12月28日稿）[29]
这又证明志摩还有两本英文日记，留在凌叔华处。这些东西，当时经胡适施以压力，是否都交给胡适，现在也无从知道了。但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音保管。
我记得开始与小曼合编《志摩全集》时，她确有计划去北平找寻这些日记，并试图面恳这些志摩的老友把书信和日记借给她编入全集。现在回顾，当时胡适、凌叔华等不但早有自己编印日记和书信集的计划，还有朋友打算写传记、写小说等等，可惜后来什么也未见实现。
直到一九六九年，住在台湾的梁实秋和蒋复聪编辑了六卷本《徐志摩全集》，由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第一卷中收志摩儿子徐积锴写的三百字《前言》，梁实秋写《编辑经过》，蒋复聪写《小传》。这一卷中还刊有图片、墨迹函札、未刊稿（诗二十四首）、纪念文、挽联挽诗祭文和年谱（最后两部分，极大部分来自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共六百七十八页，是新排本。第二卷影印诗集四种；第三卷影印文集四种；第四卷影印小说、戏剧和日记；所谓日记就是“良友”版《爱眉小札》和“晨光”版《志摩日记》的影印本，并无其他新内容。第五卷影印三个译本；第六卷内容较珍贵，新排本，都是散见于报章杂志而未曾收集的，计有诗二十三首，散文三十四篇，译文十一篇，共六百四十二页。梁实秋的《编辑经过》，是这样开头的：
民国四十八年（按即一九五九年）胡适之先生回到台湾，我赴南港看他，和他谈起徐志摩的一部分著作在台湾有人翻印，翻印的人不大负责任，往往将一本书割裂成好几本，号称“全集”者又缺漏太多，鲁鱼亥豕，更不必说，情形实在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志摩的作品，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读者欢迎，是可喜的事。因此我建议胡适之先生，由他主持，编印徐志摩全集。胡先生说：“当初朋友们早有此意，只因志摩的遗稿，包括信札在内，不是全在一个人手里，由于人事关系调集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循至今，搜求更加困难了。”只因遗稿不易集中，随将印行全集之事搁置下来，实在遗憾之至。
从胡适答复梁实秋的几句话里，说明纠纷所在的几本日记和书信终于未得下文，因此台湾版《徐志摩全集》既没有单独编成一部书信集，仅在第一卷墨迹函札项下刊入十封，更谈不上留在这个人那个人手中八宝箱里珍藏的什么日记了。这对研究志摩生平和作品的人，确是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