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郑伯奇参加《良友画报》写国际时事述评后不久，原任总编辑梁得所辞职，由马国亮继任。马国亮在郑伯奇影响下，《良友画报》的编辑方针也逐渐转向进步。仅仅从每期画报所刊载的一两篇文艺作品的作者来看，“左联”的和进步作家的名字，一个个都出现了：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鲁彦、何家槐、丁玲、适夷、黎烈文、施蛰存等。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方向的转变，第一当归功于郑伯奇同志！最近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郑延顺编郑伯奇著《忆创造社及其他》一书中，有一段文字提到他进“良友”的经过，他说：“‘一·二八’事变以后，我曾应聘去作良友图书公司的编辑，我化名郑君平，不久身份就暴露了。好在这家书店以前是不问政治的，特务虽然来侦察过几次，我都躲避开了，店方也还能应付过去。”但当时“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怎么会来到我们这个素来不问政治的良友公司的呢？
我准备写这篇史料文章远在一九七九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那年曾去访问刚从江西回上海定居的石凌鹤同志。他是伯奇的老战友，他们在“左联”编在一个小组，三十年代常来“良友”看望伯奇，那时伯奇正在主编《电影画报》，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和凌鹤同志熟悉的。我在上海万体馆对面大楼见到他时，他的健康情况刚恢复，我们有几十年不见了，他知道我在写回忆史料，鼓励我这样做。我说明来意后，他坦率地告诉我，“左联”在一九三〇年成立后的最初两年里，执行的是王明那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用墙头刷标语，上街举行飞行集会一类赤膊上阵的斗争方法，牺牲很大，收获不多。在文艺出版战线上，也执行“左”的一套，不讲策略。夏衍在《“左联”成立前后》中也说过：“当时这些文艺工作者和对文艺有兴趣的革命工作者，除了鲁迅、郑伯奇、杜国庠等极少数人年纪较长外，都是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人……但在立三、王明‘左’倾思想占统治时期，还根本不了解统一战线的革命意义，不了解统一战线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武器。”[7]凌鹤告诉我，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开始采取另外一种方法，由“左联”成员各自向中间地带开拓阵地，团结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共同开展革命文化工作，用以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他自己就是通过与申报馆总编辑陈彬龢的私人关系，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替《申报》编《电影专刊》，为进步影评界创造了一个阵地。阿英与明星电影公司的一个老板有同乡之谊，后来和夏衍、郑伯奇组成一个党小组，打入了上海国产电影圈。凌鹤又说，伯奇虽非党员，但是他一直接受党的领导。伯奇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参加了良友图书公司。凌鹤笑着对我补充了一句：“这样，不是又多了一个出版进步书刊的阵地了吗？”我听了凌鹤的解释，懂得了当时的一点历史背景，但这仅仅答复了问题的一半。在“良友”工作的重要职员，大多数是广东人或与伍联德有私交的，我就是属于后一种。那么是谁介绍郑伯奇进“良友”的呢？这一点凌鹤同志是无法答复的。
我为此继续思索，并与马国亮同志交换了意见。我想起了甘乃光来。他是国民党“左派”人物，曾与伍联德在岭南大学同学。国共分裂后，他郁郁不得志，在上海当寓公，曾为“良友”编过《中山全集》和《美术摄影大纲》等，经常出入“良友”。我有几次发现他和郑伯奇相见时，亲热如老友。我问过伯奇，他告诉我，他们在北伐时期，同在广州黄埔军校执教，早就相熟了。这样就把问题的另一半也顺利解决了。
关于“一角丛书”的有关史料，拉拉扯扯地写了不少，最后还要补叙一笔。
我从西方出版的成套文学书的扉页上，看到都有一幅图案设计作出版标记，这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正巧在一位老同学处看到一幅国外的藏书票，这幅木刻画虽带有点洋味儿，但我欣赏它线条粗犷有力，含意深远，便请美术家加了几笔，用做“一角丛书”的出版标记（见附图）。画面上一位头戴阔边草帽的农民，在春天广袤的田野里，左肩挂着谷粒袋，右手正在向条条麦垄撒播种子。我就把它印在每种丛书的里封上，并在第一种丛书的书前，写了一段短短的发刊词，谈了选用这幅播种图的意义和希望。此后，我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文学丛书”和《中篇创作新集》等的里封、环衬或包封上，都印上这幅图，因而成为“良友”版成套文学书的出版标记了。
1983.5
（原刊于《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注释】
[1]1982年5月的《野草》上，在题为《以穆时英为例看‘第三种人’争论的焦点》一文中，把《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说成是被瞿秋白评为“外面皮是红的，里面肉是白的”对象，说明文章作者对这篇小说内容误解了。见《文学研究动态》1983年第4期。
[2]《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湖风书店，上海。
[3]司马长风著《新文学史话》，第230—233页，香港。
[4]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经历》，载于鲁迅等编《创作的经验》，北新书局，1933年。
[5]《文艺新闻》，1931年，第33期，上海。
[6]《收获》1979年第4期。
[7]《“左联”回忆录》上册，第37页，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