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良友文学丛书”全部刊印文艺创作，鲁迅虽最早以两个译本支持我们，我总感到美中不足。记得他从一开始就说过，如果将来有适合给“良友”出版的创作文集，答应优先考虑，因此我一直为此作不断的努力。回忆四年间我曾作过三次尝试，结果都是空手而回，失败了。但所有经过，作为出版史话，还值得一记，因为从中可以看到，鲁迅自始至终对这个出版阵地是关怀备至的。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鲁迅赴北平探望母病。在平时，曾在北大、辅仁、北师大等大学作了五次演讲。这“北平五讲”是鲁迅在北平进行的五次战斗，当时北平和上海的报纸，曾大量刊登这些振奋人心的大讲演的新闻和照片。鲁迅的大声疾呼，增强了从关外进来的大批东北流亡青年的战斗力，唤醒了住在死气沉沉的故都的成千上万的爱国学生。当时“一角丛书”还在继续出，如果字数一二万，可以小册子形式分别列入小丛书。我去信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接到复信说：
在北平的讲演，必不止一万字，但至今依然一字未录，他日写出，当再奉闻。
从语气上看，似乎颇有希望。现查《鲁迅日记》，两天后（十二日），他写信给北平的台静农说：“在辅大之讲演，曾有学生记出，乞兄嘱其抄一份给我，因此地有人逼我出版在北平之讲演，须草成一小册与之也。”我久候无回音，又去信催问，三月十日复我说：
来信收到，我还没有写北平五篇演讲，《艺术新闻》上所说，并非事实，我想不过闹着玩玩的。
当时的《艺术新闻》是什么性质的报刊，究竟谈了些什么，现在无从查考。但经常出版鲁迅著作的北新书局李小峰，这时也向鲁迅要这本“北平五讲”。鲁迅于三月十五日复李小峰的信上说：“关于‘北平五讲’之谣言甚多，愿印之处亦甚多，而其实则我未整理。印成后，北新亦不宜经售，因后半尚有‘上海三嘘’，开罪于文人学士之处颇不少也。天马亦不宜印，将来仍当觅不知所在之书店耳。”既然连天马书店都不宜出版，那么，即使编成，鲁迅也不会给良友公司出的。“北平五讲”至今仅有书名，作者生前根本没有整理成书。
一九三四年八月间，我又去信鲁迅，要求把他最近发表的文章编集给“良友文学丛书”，九月一日复信说：
近一年来，所发表的杂文也还不少，但不宜于给良友公司印，因为文字都很简短，一被删节，就会使读者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只好自己出版。能够公开发行的东西，却还没有，也许在检阅制度之下，是不见得有的了。
鲁迅从爱护“良友”出发，不把杂文集给我们出版，这一点，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对我们说起过，此信所说的杂文集，后来编成《伪自由书》，用青光书局名义出版。
但我心有未甘，总是想方设法要出一部鲁迅的创作集。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审查会关闭，检查关不存在了。这时我风闻鲁迅手头有一部创作小说集在酝酿中，我便再次去信要求。这部书，似乎已有到手的希望，结果还是落空了。为了写这篇回忆史料，我遍查有关资料，第一次发现我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鲁迅书信手迹（全部收入《鲁迅书信集》）四十六封外，另有三封信被丢失了。其中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一封与本文有关，内容很重要。
现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来信说：
数日前寄奉一函，谅已达。近来常有关于我的谣言，谓要挤出何人，打倒何人，研究语气，颇知谣言之所从出，所以在文坛之闻人绅士所聚会之阵营中，拟不再投稿，以省闲气。前回说过的那一个短篇，也不寄奉了。这里所说的“数日前寄奉一函”，我遍找无着，而《鲁迅日记》记有十二月十三日，“得赵家璧信，即复。”可见确有此信无疑。再从二十一日来信语气中看，鲁迅表示不再把短篇创作集如约交给良友公司，那么，十三日来信中肯定谈到过这个短篇集。可惜此信已失，究竟说了些什么，已无从查考了。鲁迅所以“不寄”的理由，是由于文坛的“谣言”。过去我也从未研究过这件事，“十年动乱”时期的最后一二年，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鲁著注释工作者，屡次要我谈谈这封信中所谓“谣言”的背景材料，我实在“无可奉告”，事实也确实如此。幸而这几年，不但出版了许多有关鲁迅的文献资料，又有不少当年身历其境者写出了第一手回忆录，现在有条件能把当时有些无法理解的事弄清了。
查《鲁迅全集·书信集》，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发给我信的前两天，鲁迅写给杨霁云信中，同样说到常州报上，有由沪报转载的关于鲁迅的谣言。鲁迅说：“此种伎俩，为中国所独有，殊可耻。但因可耻之事，世间不以为奇，故诬蔑遂亦失效，充其极致，不过欲人以我为小人，然而今之巍巍者，正非君子也。倘遇真小人，他们将磕头之不暇矣。”这说明当时上海小报，确有不利于鲁迅的谣传。同一天写给曹靖华的信，谈到《译文》停刊的事，信中似有所指，颇感不平。现在核对黄源近著《鲁迅书简追忆》[7]，其中对当时发生的有关《译文》和《译文丛书》停刊、复刊和易地出版的经过，记述甚详，说明那时确实发生过一些使鲁迅感到不快的纠纷，但此事与良友公司毫无关系。社会上好事之徒从中造谣，挑拨离间，各地小报互相转载，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的一个美好的梦想，无端地被那些“谣言”所戳破了。这部短篇小说集就是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由于生活书店拒绝接受《译文丛书》而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后，第一部由“文生”出的丛书就是鲁迅译的《死魂灵》；据黄源回忆：“同时鲁迅先生答应给巴金同志一部小说集，编在《文学丛刊》第一集，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最后一个小说集子，历史短篇集《故事新编》”。[8]
鲁迅虽然没有来得及为良友公司写部创作集，但他为良友公司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苏联版画集》和麦绥莱勒的《一个人的受难》编选写序，还介绍葛琴、周文等的创作小说，梵澄、夏征农等的翻译作品给“良友”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他逝世前三天，还在为曹靖华编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写序，它是和《苏联作家二十人集》有着密切关系的，也是鲁迅介绍给“良友”出版的最后一部书。
1981.2
（原刊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曾收入《编辑生涯忆鲁迅》，原题名为《鲁迅给“良友”出版的第一部书》，此次有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