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一九四九年后，我每年都要上北京，每次总不忘记去找老友振铎。他当时已担任了文化部领导工作，在北海公园门外高高的团城上办公。他还是和过去一样热情地接待我，几次约我去地安门寓所聊天吃饭，畅叙别情。他到上海来出差，这里的一群老朋友总是兴高采烈地邀请他欢宴叙旧。他丝毫没有“当官”的架子，仍然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不失“老天真”的本色。于是大家和他一起无拘无束地互开玩笑，当时靳以还健在，朋友们仍亲热地称他为“老郑”。他对我在一九四九年前搞的一些编辑出版工作，常常说些鼓励的话；接着就催问我何日参加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当时我在主持晨光出版公司）。一九五三年五月我结束“晨光”，参加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后，有一次，他又来上海，见到我已参加了革命，就拍拍我的肩膀表示赞赏，要我今后为党为人民做出更大贡献。他对大家开玩笑地指着我说：“家璧‘弃邪归正’了，为他祝酒一杯！”这四个字一直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这也说明他喜用带有绝对性字眼的习惯仍然未变；同时也表示了这位一九四九年前曾给我以极大帮助的良师益友，对我今后工作的深切期望。至今老朋友们相叙谈到振铎时，都说起，如果他一九五八年没有遇难，“十年浩劫”中，他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那时，大家都有自己的新任务，见面都不大再提一九四九年前的旧事。我从重庆回来后也没有问过他关于《图录》的后事，当然也不去问他是否有意把《中国版画史》正文继续写下去等等了。但他交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和《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名贵画册，每有新著问世，不论售价多么昂贵，都签名送我一部。《十竹斋笺谱》四册一函，他也另外送我一套签名本。所有这些，都在“文革”期间不知去向了。

一九八〇年初，我写信告诉尔康同志，我将写一篇有关《中国版画史》的出版史料，问他有无资料可供参阅；他才第一次告诉我，他父亲生前除新编一部木刻选集外，还写成一部《中国木刻史略》，文稿早已于反右前送交人民美术出版社。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发现，一个好消息，因为我总感到孤岛时期预告过的《中国版画史》正文部分没有如约完成，是一大遗憾。我就多方打听。开始有朋友告诉我：“郑先生在遇难前，确曾将《中国版画史图录》交出版社再版。”以后才弄清楚，振铎认为已出二十卷《图录》份量过大，绝版已久，重印也极困难，而且数量如此浩大的原始材料，对一般爱好美术的读者也无此必要。此外，近几年来，又有许多新的重要的资料陆续发现，应当加以补充。于是在一九五二年，他费了五个月时间，从已出版的《图录》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三百多幅，加上新发现的材料中择优补充二百多幅，编成一部《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这部选集，振铎是准备用普及本形式出版的，这正是鲁迅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给振铎信中所提出的夙愿。鲁迅信中说：

上海之青年美术学生中，亦有愿参考中国旧式木刻者，而苦于不知，知之，则又苦于难得。所以此后如图版印成，似可于精印本外，别树一种廉价本，前者以榨取有钱或藏书者之钱，后者则以减轻学生之负担并助其研究，此于上帝意旨，庶几近之。

因此我想起孤岛时期我和振铎商议出版精印本时，也提到过是否要“别树一种廉价本”；但当时出于抢救性质，且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对于为木刻青年设想的普及本，当然只能待之来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振铎看到实现这个普及本计划的时间已成熟，于是在一九五二年就毅然着手编选。这部木刻选集共收作品五百余幅，分为十卷：一，唐、五代；二，宋代；三，元代；四，明代初期，五，万历时期；六，天启崇祯时期；七，清代前期；八，清代后期。还有九，彩色木刻画，十，年画。据负责这部画集的编辑李平凡同志最近来信告诉我，除第九卷外，“文革”前，遗稿大致都已编好。较之《图录》的规模，紧缩多矣。编成后为什么没有立刻出版呢？这个问题，直到一九八一年我去北京，看到了其他遗稿，才恍然大悟。

去年初冬，我上北京参加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会后，我又专诚去看望了高君箴老大太，并从尔康那里借到了《中国木刻史略》原稿（经人抄录的）半部，自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每章字数约万字左右，注释很多，另有补充注释。我化了几天时间把它摘录下来，带回上海与《中国版画史》样本中所载正文四册的内容说明核对，证明作者还是按原定的编写计划，仅仅改列为十二章而已。最后把“年画”特别写成一章，说年画的创始与木刻的创始是同时的，最早的作为人民供养的佛像，虽不能说是正式的年画，但性质相同，也许就是年画的开始。然后从历史上叙述了苏州桃花坞、石家庄、山东潍县等地木刻套色年画的发展经过。他认为木刻画作家们本身属于劳动人民，他们表现了劳动人民所喜爱的东西，满足了劳动人民对于艺术的需要。像年画这一类具有优良的民族传统的木刻画，还在不断地进步着，发展着，具有广阔的灿烂的前途。作者以年画作木刻史的结束是具有深刻含意的。

在这部遗稿中，出乎意料地发现夹有《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序》一文，虽仅数千字，极富史料价值，脱稿日期写的是一九五六年一月八日。这篇序文，叙述了一九四〇年《图录》陆陆续续地出版了五辑，第六辑只印成了二册，而“史”始终没有写成。一九五二年编成《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又“因为关于‘史’的部分迟迟未能写成，所以一直搁至现在才能出版”。接着他谈了“史”的材料搜集之不易，说明这里只是一个初稿，还有待于修正和补充。振铎治学态度的严肃认真，虚怀若谷，工作方法上多方考证，实事求是，殊堪钦佩。回想起孤岛上海落入日寇之手，“良友”被迫内迁前夕，我曾去庙弄向他辞行。我谈起没有能够帮他圆满完成《中国版画史》二十四卷出版计划向他表示歉意时，他非常乐观地对我说：“将来终有一天会功德圆满的！”现在事实证明他于离开这个世界的两年多以前，已把这个伟大的工作用另一种出版形式圆满地完成了。这真是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崇高精神的表现。

我现在一边读着这篇序文，一边翻阅留在我身边的唯一纪念物——《中国版画史》样本，思潮起伏，感慨万千。我去年旅京期间，为了参加在八宝山举行的周立波同志追悼会，第一次有机会在八宝山礼堂外面，凭吊了郑振铎的墓，那里，荒草丛中，还竖立着一块很大的墓碑。当时我已知道找到了《史略》的下半部，还没有看到这篇序文。现在证明振铎于一九五六年初就殷切希望这部《选集》和《史略》早日出版，实现他于孤岛时期的一大愿望。不料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这类出版物当然被搁在一边排不上队，一九五八年十月，作者因公坠机殒命，为国捐躯。此后一直到“十年浩劫”，当然无人过问了。

郑振铎先生逝世已二十五年，他写成《木刻史略》距今已二十七年。我们后辈都有责任把他这部积数十年研究成果所总结的中国第一部有关木刻版画的史书，同包括五百幅古代木刻的选本早日公之于世，这才是纪念这位与鲁迅一起，为研究、搜集和复印中国历代木刻，为积累、流传我国古代文化艺术而奋斗一生的先行者的最好的方法！

19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