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认识耿济之是通过郑振铎介绍的，见面并且建立友谊正好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但我和他开始文字之交还在抗战以前。他们两位的文章，我在中学念书时经常读到，他们长我十岁，都是我的前辈。对他们二人早年结交经过和文学活动，后来从郑振铎那里知道。

五四运动前一年，他们二人都在北京念书，常去青年会图书馆看书，那里有七八个玻璃柜的英文书，其中有很多俄国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如契诃夫、托尔斯泰、安特列夫的作品等。由于共同的爱好，他们就在那里交上了朋友，同时还有瞿秋白、许地山等人。正好青年会要办个学生刊物《新社会》，他们都成了这个刊物的编委。但不数月，因宣传新思想而被封。他们接着就自己办个《人道》月刊，因没有经费，出一期就停了。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耿济之、瞿秋白当了俄文专科学校的代表，郑振铎当了铁路学校的代表，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中。就在这个唤醒青年一代的划时代的文化革命运动里，他们突然对文学同时发生了炽烈的兴趣。正好耿济之有一位姓叶的前辈办了一个《新中国》杂志，需要文艺稿子，耿济之、瞿秋白就利用已掌握的俄语，试译俄国文学作品。耿济之的第一篇译作是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郑振铎也第一次从英文译了篇俄国小说投给这个刊物。当时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还有耿济之的两个弟弟：耿式之、耿勉之，和瞿菊农等。一九二〇年冬，有十一位志同道合爱好文学住在北京的青年聚在一起开会，商量组织一个文学团体，发了一个宣言，这就是文学研究会的开始。开会的地点就在耿济之所住的万宝盖胡同寓所。当时，商务印书馆负责人高梦旦到北京，代表文学研究会同这位出版家商量如何改革《小说月报》，以后改由沈雁冰担任主编等会谈，也就是郑振铎和耿济之二人。^[1]此后，又通过蒋百里的关系，组织翻译大量俄国文学名著，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共学社丛书”，取名为“俄罗斯文学丛书”和《俄国戏曲集》。耿济之译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三大卷，屠格涅甫的《父与子》，托尔斯泰的《艺术论》等，还和瞿秋白合译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等。这些早期的俄国名著译本，都是用白话文从俄文直接翻译过来的，他们把这以前由鸳鸯蝴蝶派旧文人用文言文意译节译，称之为外国言情、侦探小说的旧译本，一下子推到历史的幕后去了。驰誉世界的俄国文学名著第一次以本来面目与中国读者相见。从尼古拉二世以来就是“为人生”的俄罗斯文学，从这时候起同这一部分外国文学介绍者合流。他们认为这些是被压迫者的呼声，是“血与泪”的文学，通过译作，既可以加强我们对俄国人民的了解，从而激起中国人民反抗的呼声，也可以从中吸取艺术上的营养，繁荣我们自己的创作。这些先驱者们的丰功伟绩，我们今天万万不能忘怀。在这些翻译家中间，后来各奔前程，另有建树，而耿勉之、耿式之都不幸早死。唯独耿济之从俄专毕业后就参加外交部，接着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一带干外事工作，一直到抗战发生，才因病回国。他在公余之闲，每夜伏案翻译，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有很多部俄罗斯文学名著，就是在业余翻译，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一九三六年，我在良友图书公司筹备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姊妹篇“世界短篇小说大系”时，曾得到郑振铎的大力支持。他也认为五四文学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当时的翻译文学，特别是介绍来的俄罗斯文学，对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起到过一定的影响。当我和振铎讨论到“大系”中俄国部分应请谁来担任编选时，他立刻推荐在苏联工作的耿济之，他介绍我第一次和他通信。这套“大系”的计划，因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全部告吹了。

去年，我为《读书》第八期写了《想起蔡元培先生的一个遗愿》，文中提到这套未完成大系计划时，我还说：“耿济之的《俄国集》（文稿）可能还保存在他的遗族手中。”那是因为济之逝世后，我虽曾和振铎二人同车去静安寺参加追悼会；深为遗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来，我再也没有去看望过他的遗族。四届文代会后，我在北京曾去安定门外拜访过郑振铎夫人高君箴老太太，这次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才多方打听耿济之遗族的住处。原来他们还是住在“孤岛”时期我常去找济之促膝谈心的旧居，从未搬动，虽然路名弄名都换了。我于三月七日登门拜谒时，他夫人钱福芝老太太年高八十有一，腿虽跌伤过，身体很硬朗，谈起往事，记忆力犹不逊当年。三女一儿都光荣入党，合家老小过着幸福的生活。她指给我看济之生前伏案写作的那张写字台还放在卧室窗下，书柜里堆置了许多杂物。我问她还留下济之的遗稿、信札和图书否？她喟然感叹地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未抄家，儿女都要向造反派交代他们父亲的历史。我躲在北京小女家。留在上海的二女，胆小怕事，她像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家族一样，把家藏的中外图书论斤当废纸出售，一大包父亲留下的文稿，全部付之一炬。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原来还有去发掘故友遗作的梦想，结果都已化为灰烬，空手而归，令人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