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九五七年三月间，我应《人民日报·文艺版》编辑姜德明同志的约请，第一次用《编辑忆旧》为题，写了两篇编辑史料，第一篇《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篇《关于“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当时，在我的书柜中，还留存着戴望舒编选的《南欧集》和郑伯奇编选的《日本集》的部分清样，傅东华编选的《英国集》和巴金、鲁彦编选的《新兴国集》的部分选稿，而三十、四十年代许多作家写给我的六七百封信，完整无缺地供我随意选用。发表在五月十七日第二篇文章的结尾处，我提了一个希望：“今天广大读者急需资料性读物，“中国新文学大系”之类的书，旧书店索价奇昂；“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编辑计划，有关出版社如加以适当的修改重订，也许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题。”

报纸刊出后一天，我突然收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来的一个电报，表示愿意考虑这个选题，并要我把这套书的出版权留给他们。接着收到他们的一封公函，既关怀我手中留存的稿件情况，又表示将来约我完成这个编辑计划，他们愿意出版。这是我在青年时代未完成的一个理想，如果能在新社会中给我一个付诸实现的机会，我哪有不乐意接受之理呢？当时我正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分工主管一个新成立的摄影画册编辑室，这并不十分符合我的志愿，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出书方针，他们当时出版的几种少而精的文艺读物，受到文艺界的好评，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这次虽素昧平生，看到一篇文章，立即函电交驰，热情相约，说明主其事者是具有一定目光和胆识的，我认为这样的编辑，是我的知己，我的同志，我立刻去信同意了。同时，为了表达我意外的喜悦，写信告诉姜德明，感谢他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却没有想到他会把我的信，加了花边框框，按上一个《关于“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续闻》的题目，发表在六月八日的《人民日报》文艺版上。我的信是这样说的：

《编辑忆旧》第二篇刊出后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电报，愿意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并将派人来和我面洽。……假如二十年前的一个梦想，因此而得以实现，首先要感谢《人民日报》在这里起了重大的作用。

对姜德明同志的一片善心，我至今怀有感激之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文艺界正在鸣放高峰，对新文艺出版社意见很多，老朋友如章靳以、傅雷等，私下都敦促我去那里工作。最后发展到主持宣传工作的石西民和周而复两位领导同志，约我去华山路那座大楼谈话，表示要把我正式调到新文艺出版社去，据说是文艺界的群众意见。我那时，既接受了中青社的邀约，日夜思念的就是如何去实现我二十年前的一个编辑梦，对调动我工作单位的事，婉言辞谢了。因此，真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少参加了许多鸣放会，也就少说了许多错话。等反右斗争的号角一吹响，中青社再无什么下文，我为编书而一度发热的头脑也冷静了下来。回想过去，我要感谢逗起我遐想的几位同志，如果那时不让我做了近乎一个月的好梦，我自问我是大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的。这几年老友相叙，回首当年，才知中青社的那位编辑，后来遭遇了恶运；文艺版的编辑事后也挨了批。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旗帜还没有拉起，我在本单位（那时我已调入上海文艺出版社）最先被勒令靠边，而最早贴我的大字报中，有一张就是根据一九五七年的两篇《编辑忆旧》，说我妄想走回头路，作为定我为“漏网右派”的罪状之一。这些事，现在已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七九年，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我为《读书》第八期写了《想起蔡元培先生的一个遗愿》，把“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旧事又重提了一下，最后又表达了我的夙愿。我说：“这样一部《世界短篇小说大系》，既有文献价值，又是学术研究项目，对青年文艺工作者，更是一部有阅读、研究、参考价值的资料书。一旦完成，也是对伟大的五四运动的一份有意义的献礼。蔡元培先生地下有知，定会含笑九泉的。”我记得事后，当时还担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的周晔同志，曾问起过我，手中还有多少存稿，我说，经过“十年浩劫”，已片甲不存。现在她已离开了出版社，也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衷心盼望，我们文艺出版界，是否会有一位有识之士来考虑蔡元培先生的这个遗愿呢？我这一生已是无法完成的了。

1983.12.

（原刊于《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此次有增补）

【注释】

[1]见《中学生》第61期，1936年，开明书店。

[2]盛宁：《爱伦·坡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国外文学》1981年第4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人民日报·文艺版》，1957年5月15日，题名《编辑忆旧》。

[4]《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