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九四三年春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在桂林复业，第一批用土纸本重印的“良友文学丛书”中，就把耿译《兄弟们》列入，先出第一分册。不久，湘桂战争发生，事业再度被毁。一九四五年春，又在重庆复业。抗战胜利后的除夕，我回到阔别三年的上海，满怀信心，认为可以重操旧业了。不料还是那个企图同日本人合作的家伙，施尽软硬手段想要控制“良友”。经过一系列的斗争，我们决心把它结束了。从此有过二十年光荣历史，与我共了十八年命运的“良友”成为历史上的名字了。我作出这个决定时，振铎给了我极大的勇气和支持，因为他是了解前情的。他后来有意约我参加上海出版公司，我未同意。
从重庆回沪见到郑振铎时，他就告诉我，耿济之已于前月飞往东北，在中长铁路理事会总务处任职。他说，济之此去，实非他的本意，但胜利后，他还是不能在上海找到适合的工作，只好去沈阳谋生。他还告诉我，我离开上海后，济之为了压在他身上的家庭负担，每天抱病坚持翻译，为开明书店等译书，而且把《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下半部也默默地全部译完了。我听到这里，心中既感且愧，这已是耿济之为“良友”第二次白花了劳动，把译成的文稿，又塞进了他的抽屉。那时我也爱莫能助，徒唤奈何。他既远去东北，我也未能向他当面诉说内情，仅仅写了封信去，告诉他我的行止。
一九四六年冬，晨光出版公司成立了。“晨光文学丛书”以老舍的《四世同堂》三部曲第一、二两部《惶惑》《偷生》和巴金的《寒夜》《第四病室》共四部长篇小说打开了局面。接着我想到的是先要还耿济之的这笔债。这部百万余言的翻译巨著既是我在“孤岛”时期怂恿他动笔译下去的，六七年来，历经沧桑，现在国土收复，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译者既已全部脱稿，不论“晨光”的条件还很困难，我有责任要千方百计地把它印出来。这时济之正好请假回沪休养，我又去看望他。他知道我已参加“晨光”，继续干文艺编辑工作，非常兴奋。当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在沈阳干了几个月，薄俸所入，依然不能解决他一家的生计，而公务繁琐，深感体力不支，因而又动念回沪继续做翻译工作。继而想到笔耕所入，决不能维持他一家清苦的生活，在上海呆了一个月，又找不到别的事做，终于回沈阳去了。他答应把《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分成四册，编入“晨光文学丛书”出版。至于《家事》版权已移交生活书店，他还在为生活书店译《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我收到他的信。信上说：
弟因预定机位关系于本月三日匆匆飞平转来沈阳，业于昨日安抵此间，临行仓促，未及走辞，至以为罪。关于弟在沪时所谈《家事》及《兄弟们》一节，除《兄弟们》已与兄商妥交新组织之书店出版外，《家事》一书，因有某书店出高尔基全集，拟将此译本加入其内，故弟欲将此版权收回，用特函商，希即同意，实所盼祷。
这是我收到的济之的最后一封信，因为当时曾制版印在书前，今天还能看到他的手迹。
当时上海排印工飞涨，重庆的排工便宜一半多，为了减轻成本，这部百余万字的书稿我们发至重庆付排，清样由沪寄沈阳，送译者自校。译者虽忙于公务，对这部一半完成于西伯利亚，一半完成于“孤岛”后期的心血译作，寄予深厚的感情，一字一句，校阅得一丝不苟。每次寄回签字付型的清样，校读得那样仔细，每个字写得整齐清晰，捧读之余，对前辈译者认真负责的精神，肃然起敬。不料清样没有全部校完，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译者突患急性脑溢血症与世长逝，最后一批清样由邮局退回。接到邮局退回原件时，已从报上读到了噩耗。我慢慢撕开原封未动的一束校样时，双手哆嗦，不禁凄然泪下。他不但在生前最后几天还在读《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清样，同时还在译《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的最末二章。如果从一九一九年译第一个托尔斯泰短篇算起，近乎三十个寒暑，呕心沥血，为介绍翻译俄罗斯文学而献出了他最后的生命。正如戈宝权同志所说：“耿济之先生是我国最早和最著名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和绍介者，同时又是一位工作得最久和工作力最强的翻译家。”[4]但是在旧社会，特别是他的最后十年，在“孤岛”时期和以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一直在贫病交迫之中。明知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也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和疗养；年只半百，就离开了我们，而留下的译作有二十余部七八百万言之多；真是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的悲惨遭遇，耿济之先生是一个典型例子。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分印四卷，加上了英译本名画家威廉·夏泼的许多插图，外加护匣一只，终于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出版了。郑振铎先生在该书序文中说：“他时常没有忘记这部大著作的出版，而不幸，它的运命却恶劣异常……他最后一次离开上海而到东北去时，还念念不忘于这部书的运命。……本来我曾答应替他写一篇序；也因为他事所牵，竟未及写。现在，这篇短序终于写成了，而他也不及读到了！想到当初我们几个人在暗中摸索着走路的时候，兴致好，勇气大，而经过了这三十年的磨折，打击与阅历，许多人早已两鬓渐霜，心情萧索的了。”王统照先生在《大公报》为此书写的书评中说：“济之客死沈阳已过半年，荒坟秋草，入土日深，于今家璧先生竟发大愿，将他费过生前好多时间的巨译公布于世，标上‘耿济之遗译’五字，人生茫忽，世态侵寻，故友凋零，文章落漠，使老友在风雨凄凄的秋灯前，翻阅怀思，精神纷扰，真有无从说起之感。”[5]我当时虽然私自庆幸了却了一件多年的心愿，但亡友生前未见全书问世，仍然是我的终身遗憾。
今天，我们这里早已换了人间，受百年屈辱，遭异族蹂躏的旧中国已一去不复返了。五四先驱者们所开拓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道路上，成群的后来人，正在党的领导下，踏着他们的足迹迈步前进。最近钱福芝老太太来信告诉我，人民文学出版社已通知她，耿济之先生译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即将由该社重印出版，这是纪念这位翻译界先驱者最好的方法，我同她一样感到无限的欣慰！
1980.4.
（原刊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此次有修订，原题名为《怀念耿济之在“孤岛”的上海》）
【注释】
[1]郑振铎：《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文汇报·笔会》，1947年4月5日。
[2]王统照：《追悼济之》，见《文艺春秋》第5卷第1期，1947年7月。
[3]见《良友画报》第171期封二，1941年10月。
[4]戈宝权：《俄国文学的绍介者——耿济之先生》，《文汇报·笔会》，1947年4月6日。
[5]见王统照作《耿济之和他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大公报·副刊》，1947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