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横遭“四人帮”诬蔑歪曲的三十年代文学得到拨乱反正以后，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有少数几个出版社开始择优重印。这对我们这些三十年代过来人而言，确是别有滋味在心头的。

去冬，得广州花城出版社来信。信中说：

前些日子，肖乾同志向我们推荐您在一九三七年编辑由茅盾等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良友出版）。经研究，我们认为此书很有重版价值，拟列入明年一季度出版计划（严文井同志很赞成此议）。现特去函征求您的意见。如蒙俯允，建议您写一篇再版前言或后记。

来信最后还要我寄一本完整的样书去，他们手头向肖乾借用的本子有缺页。这才使我想起日本帝国主义者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在上海挑起的战火，引爆我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当时，我有几套编辑出版方面的理想计划都随之而破灭，这部《短篇佳作集》是其中之一。原来计划每年出一卷，成为一年一度的小说年选，也因此无以为继。值得庆幸的是一九三七年的第一卷已于年初出版，并且在上半年连印三版共七千册，这在当年已是颇为可观的销数了。今天，却不但我的私人藏书久无此书，专售旧书的上海书店也无货供应。幸赖上海图书馆还藏有此书的布面精装本，连封套都完整无缺，我急忙借来，把这“孤本”寄往“花城”，好让这个母本去下蛋繁殖，广为传布。让更多的爱好文学的青年从这本四十五年前的小说年选中去追踪觅迹，从而懂得今天已享盛名的老作家，怎样在他们文学生涯的最早一个时期，或是在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时，已经写下了传世的好作品。由于他们中的极大多数都扎根于生活，扎根于群众，作品反映的正是抗战前夕已成为人间地狱的旧中国的苦难时代。看看作者在文章中写到日帝侵略军时，只能用“穿黄呢制服的××军”来代替，写到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时，又改用“穿灰衣裳的兵”，当时的出版界，连最起码的出版自由都没有。再把他们笔下所描写的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比比四十五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新社会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才会进一步体会到我们这里早已换了人间。

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同志中，有人称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的上海进步出版界为杂志年，这有一定的根据。有个统计说，一九三六年上海出的期刊多达三百零八种^[1]。文艺刊物真似雨后春笋，四马路上初次出现一种专营杂志期刊的书店，例如张静庐主持的上海杂志公司。我在那里当文艺编辑的良友图书公司，虽然出了不少文艺书，就缺一种大型的权威性的文学月刊。我久有此意，苦于找不到适当的编辑。一九三五年底，原来在北平出版由郑振铎、章靳以合编的《文学季刊》宣布停办。我得悉后，立刻与巴金同志商量，邀请靳以来“良友”编个大型刊物。巴金和靳以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我恳求巴金帮助成全我这个愿望。经过几次商谈，特别是巴金的大力支持，决定把《文学季刊》的传统接过来，改出月刊，取名《文季月刊》，由巴金、靳以合编，实际上由靳以负责。经我征得经理同意后，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刊，“良友”文艺新书有了一个自己的宣传阵地，创刊号上刊了十多面广告。于是原来由我独用的一间十多平方米办公室，靳以同志自四月起来和我作伴。

就在靳以来后不久，我又想起除月刊外，是否还可以出个文学年鉴或小说年选之类？这种想法是每年年终圣诞节前后，陈列在外国书店橱窗里，一年一度编选出版的《英美最佳小说选》和《文艺年鉴》所引起的。我就敦促靳以由文季月刊社来编，把每年发表在全国各地文艺刊物上的最佳短篇小说选辑成一厚册，这在国内还是件新鲜事。靳以热情支持我的建议，但他自己搞个月刊已忙不过来，而况他还要抽出时间从事创作。

那一年，新创刊的文艺刊物中有《中流》《作家》《光明》《译文》《海燕》和《文学界》等数十种。新人辈出，优秀作品随处可发现。有几位平时比较接近的编辑如黎烈文、章靳以、肖乾、黄源、孟十还等，经常在永安公司所设大东茶室相聚，交流文坛情况，调剂文稿等，我有时也同靳以同志一起去参加。就在这个文艺沙龙式的茶余闲谈中，我提出了这个编辑设想，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但对于如何组织评选工作，由什么人来评选，莫衷一是。我曾建议可否由几个刊物联合评选，因为当时每个刊物都属于不同的出版商，这种合作计划当然是行不通的。

由于文艺刊物的编辑，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中，总是能够最早发现优秀作品的人，而在同类刊物中，他也是最善于发现新人新作，沙里淘金的。如果能约请较多的文艺编辑而以作家的身份来参加评选，并且不以自己所编的刊物为限（个别地区例外），再加上一部分著名作家，那么，这样的评选队伍，就可以评出面广质高、比较公正的好选本。这个设想得到靳以、肖乾、黎烈文等同志的赞同。此后，靳以又帮我一起决定了二十位评选人的名单；又共同考虑到篇幅和售价关系，决定每人推选三篇，重复者由编者在前言中作说明，并由评选人补足之。作品发表期限规定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底，争取十二月底出书。书名定为《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封面上注明一九三七年版，今后继续出版就沿用这一书名而仅改年份。出版形式要按“良友”传统用纸面精装本，另印部分布面特精装的。靳以担心这样一本包括六十篇小说约六十万字的书，需排一千页，书价势必要二元左右，这就会影响读者的购买力。当时我们还计划为了扩大《文季月刊》的销路，争取更多的长期订户，试图把这本书作为赠送订阅一九三八年《文季月刊》全年订阅户的礼品。后来，我用六十页篇幅刊登一百二十种本版文艺书内容提要介绍放在书末的方法，说服了经理，把部分成本列为广告开支，因而书价定为一元。赠送《文季月刊》新订户的广告，也在该刊十二月号封底上登出。这次经理余汉生答应做一次明知亏本的生意，靳以和我都感到喜出望外。遗憾的是本书于十二月二十日出版时，《文季月刊》已在几天前，与其他十三种进步刊物一起，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无理查禁。屈指计算，《文季月刊》的生命只有短短的七个月时间；而我们苦心筹划的这本小说年选，因为抗战开始，良友关门，真似昙花一现，这本一九三七年版是第一卷，也是最后一卷了。现在，当年和我共同筹划这部小说年选的靳以同志已离开我们二十三年了，如果地下有知，当他听到本书在四十五年后得以大量重印，也会含笑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