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三六年六月，鲁迅在大病之中，连数十年来每天必写的日记，也从五日后停记了。三十日补记时，写着这样几句话：“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可略作数十字矣。”七月一日起，又重新每天写几行。六日记有：“晚得赵家璧信并《苏联版画集》十八本，夜复。”这封复信，因病体虚弱，不能握笔，鲁迅口授，由许广平用钢笔代书，鲁迅亲笔签署。我的信中，除了谈到由鲁迅亲自编选的《苏联版画集》出版情况外，同时告诉他，我们新编印一种篇幅较大的“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准备把《竖琴》和《一天的工作》合成一厚册编入，书名《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征求他的同意。这个建议，触动了他数年来一直要为曹译两部译稿找到出版机会的夙愿；而且两年前，他早已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表示过，“到‘良友’这些地方去问问看”。于是虽然缠绵病榻，又为老朋友的书热心起来了。在信末他口授了两条意见：
《竖琴》和《一天的工作》可以如来信所示，合为一本，新的书名很好。序文也可以合为一篇。
靖华译过两部短篇，一名《烟袋》，一名《第四十一》，前者好像是禁过的，后者未禁，我想：其实也可以将《烟袋》改名，两者合成一本，不知良友愿印否？倘愿，俟我病好后，当代接洽，并为编订也。
一个月后，硬布面精装特大本的《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出版了，我送去了十册样本，附去的信上，表示愿意接受曹靖华的译稿。鲁迅于接信次日（八月七日），立即亲笔复我一函，高兴地谈了许多出版方面的具体办法：
靖华译的小说两本，今寄上。良友如印，我有一点意见以备参考：
即可名为：《苏联作家七人集》。
上卷为《烟斗》（此原名《烟袋》，已被禁，其实这是北方话，南方并不如此说，现在正可将题目及文中名词改过），删去最末一篇《玛丽亚》（这是译者的意思，本有另一篇换入，但今天找了通，找不到，只好作罢），作者六人。照相可合为二面，每面三人，品字式。
下卷印《41》，照相一个。
大约如此办法，译者该没有什么反对的。
我的病又好一点，医师嘱我夏间最好离开上海，所以我不久要走也说不定。
译者主动删去的一篇是涅维洛夫的《女布尔希维克——玛丽亚》，这个短篇写一个素受丈夫压迫的农村妇女，经过“十月革命”的洗礼，终于转变为被群众推选当上苏维埃委员的女布尔希维克，和丈夫分了手，走上了自己独立的道路。我把全稿读了一遍，发觉爱伦堡的《共产党员的烟斗》不但篇名太惹眼，情节也易引起反动当局的口舌，因为故事写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一对贵族夫妇，把一个一直跟着父亲在战壕里生活而被俘获的四岁孤儿，当作游戏的枪靶子，残酷地打死。他的父亲是在保卫公社的战斗中牺牲的工人，而这个嘴里噙着用黏土做的小烟斗，吹肥皂泡玩的小孩，当敌人抓住他审问时，他英勇地回答说：“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这篇出于名小说家爱伦堡之手的短篇，早被译者在一九二八年所赏识，确实是一篇充满革命激情的短篇杰作。但是这样一篇完整的小说，如果改动几个名词，“又失去了精神”；留在集中，影响整个小说集的命运是颇有可能的。为了求得全书早日与读者重新见面，我坦率地向鲁迅提出了我的看法。至于书名，我们提出另立一个新的。八月二十日，我收到鲁迅的复信，信上说：
对于曹译小说的两条，我以为是都不成问题的，现在即可由我负责决定：一、暂抽去《烟袋》；二、另立一新名。
因为他在旅行，我不知道其地址，一时无从探问，待到去信转辗递到，他寄回信来，我又不在上海了，这样就可以拖半年。所以还是由我决定了好。我想他不至于因此见怪的。
但我想：新名可以用漂亮点的，《两个朋友》《犯人》之类，实在太平凡。
我想月底走，十月初回来。
鲁迅对两个具体问题立即代为决定，目的是求书快出。书的出版周期是作译者最关心的事，编辑决定用稿后，第一件任务就是要出版印刷部门迅速动手，谁愿意一本书被搁上一年半载，渺无音讯呢？鲁迅最理解编辑的这种争分夺秒早日出书的心情，所以有关出版方面的信不是当晚即复，便是次日复，校样从不拖拉。
在这两封信中鲁迅都提到自己的病已有好转，并计划易地疗养。实际上他虽然已能动笔写信，处理日常事务，但病体仅仅略见缓解，而对友人作品，内容如何安排，插图怎样编列，取个怎样书名等出版编辑工作的细节，都替我们想到了。现在特别令人怀念和惋惜的是：当时美国邓肯医师发现他已患后期肺结核，劝他必须立即去外地疗养；他在七日信中，仅说：“所以我不久要走也说不定”；十八日信中，好像已预计到立即要出门，最后一句话，对来回的日期都已作了估计；可惜此后仍然未能离开上海。所谓八月底走十月初回来的计划，已不是去苏联，而是去日本或国内海滨山上之类的短期旅行；即使如此，到九月初写给他在北平老母的信中说：“大约因为年纪大了，一直医了三个月，还没有能够停药，因此也未能离开医生，所以今年不能到别处去休养了。”[11]如果当时能够早些离开上海这个地方，他的生命至少能从死神手里夺回几年、几十年，让他活着看到中国人民获得大解放。不料就是这个当时还无法根治的病，终于把他拖垮了。而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他始终念念不忘于老朋友的这部译作的出版问题。
八月二十七日，鲁迅把“良友”接受出版的事正式通知译者。信中说：“良友公司愿如《二十人集》例，合印兄译之两本短篇小说，但要立一新名，并删去《烟袋》。我想，与其收着，不如流传，所以已擅自答应他们，开始排字。此事意在牺牲一篇，而使别的多数能够通行，损小而益多，想兄当不责其专断。书名我拟为《七人集》，他们不愿，故尚未定。”[12]曹靖华对“良友”的接受此稿，在他事后写的译者序文中，作了如下的回忆：“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性典》之类的东西充斥了中国书市的今日，多年来遭遇了无限灾难的《第四十一》和《烟袋》，居然能重行出世，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在欢快之余，当即捡出四篇短稿，寄去加入，同时也想将在沪、平已经翻成几种拉丁化本子，而汉文本却很难得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也加入，并请（鲁迅先生）在出版时写点小引。”鲁迅对译者提出增加四篇并无异议，但对于涅维洛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在九月七日复曹的信上说：“至于《安得伦》，则我以为即使来得及，也不如暂单行，以便读者购买。而且大书局是怕这本书的，最初印出时，书店的玻璃窗内就不肯给我们陈列，他们怕的是图画和‘不走正路’四个字。”[13]鲁迅的政治警觉性是很高的，他主张“壕堑战”，反对赤膊上阵，作不必要的牺牲，而是用机动灵活的战斗策略，向敌人作从容不迫的斗争。对良友公司这样的出版阵地，那些文章可以登，那些文章最好不登，他事先早给我们考虑到了。鲁迅既已征得译者同意，事情已经大定，九月五日给我的信，根本不提《安得伦》的事。他说：
顷接靖华信，已同意于我与先生所定之印他译作办法。并补寄译稿四篇（共不到一万字），希望加入。稿系涅维洛夫的三篇，左琴科的一篇，《烟袋》内原有他们之作，只要挨次加入便好。但不知已否付排，尚来得及否？希即见示，以便办理。
他函中要我做一点小引，如出版者不反对，我是只得做一点的，此层亦希示及；但倘做起来，也当在全书排成之后了。
发出此信的同一天，他写了一篇题名为《死》的杂文，总结了一生斗争的经验，立下七条遗嘱，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健康大不如前了。九月七日我又寄他一信催问补稿，九日复我。现在回忆，曹靖华把补稿寄沪后，鲁迅又在病中校读一遍。复信说：
译稿四篇，今送上。末校我想只要我替他看一看就好，因为学校已开课，他所教的是新项目，一定忙于预备。
书名我们一个也没有，不知篇名有比较的漂亮者否？请先生拟定示知。
自己重病在身，还考虑到朋友开了新课，忙于准备，要我们把末校清样送他代校。这种处处想到别人，独独不想到自己的忘我胸怀，令人肃然起敬。这么个善良的心愿，可惜他已来不及完成了。
排字房工作繁忙，清样未能如约送出。十月十二日，鲁迅等得着急了，也许他要在生前为朋友完成这件事，正如他病中写过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14]因此又写信催问我：
靖华所译小说，曾记先生前函，谓须乘暑中排完，但今中秋已过，尚无校稿见示。不知公司是否确已付排，或是否确欲出版，希便中示及为荷。
这最后一句话，带有质问的意味，老人家对我有些生气了；在所有给我的近五十封来信中，这样的话是极为少见的。我立刻去排字房催促，十五日写信给他，除了表示歉意外，保证五天内送去。因此他在十七日给曹靖华的最后一封信中，在告慰老友“此病虽纠缠，但在我之年龄，已不危险，终当有痊可之一日，请勿念为要”后，接着就把我保证二十日送校的话转告了译者：“兄之小说集，已在排印，二十以前可校了，但书名尚未得佳者。”[15]不幸此信发出后的第二天早晨，鲁迅先生遽然长逝了。曹靖华在平收到此信已是二十日。他回忆说：“这信是在先生逝世后第二天才收到的。此情此景，真不忍回想！先生真挚的火热的心，刻刻的在顾念着友人，刻刻的在顾念着中国新文化的生长，刻刻的在给中国青年大众推荐最滋养的精神上的生命素，刻刻的在创作、翻译、校印‘不欺骗人的书’……”[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