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次去北京参加第四届文代大会，暗中怀着这样一个心愿：今后机会越来越少了，要尽量设法看到或是去看望三十、四十年代对我在“良友”和“晨光”的编辑出版工作上，曾给我以种种帮助和支持的老作家、老朋友们。其中不少人已远离尘世，健在的简直无例外地经受了“十年浩劫”的考验，而丁玲同志遭遇的恶运，比别人更长十年。一到北京就听说她病了，但作协大会上亲聆到她如泣如诉、令人肠断心裂的发言；十一月十七日冯雪峰同志追悼会后，我终于在礼堂门口远远地见到她。我上前去招呼时，她大约已认出我来，说：“你是办‘良友’的吧。”她热情地约我次日去友谊医院看她。我说：“等你病愈后再约见吧。”她坚持说：“不妨事，欢迎你来。”三天后的下午，由舒济同志陪我到了她的病房。她的爱人陈明同志虽属初见，同样亲切接待。

丁玲靠卧在临窗一张长沙发上，背后高高地垫了一床被。满头白发，脸上刻下了许多深深的皱纹，更显得这位老作家已历尽沧桑，受够了折磨，心中替她难过。但是我们一开口，自然而然地谈到三十年代许多往事时，她的精神立刻抖擞起来，脸上不时露出笑容。我这次就是要告诉她《母亲》编入“良友文学丛书”出版的前后经过，有些事还要请教她帮我一起回忆。这些事，四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向她谈。第一届文代会时，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兄弟文艺队伍在京胜利会师，当时丁玲忙得没有余闲听我讲。第二届我没有出席。到一九六〇年第三届文代会召开时，主席台上没有了她的席位，大会场里也未见踪影，据说她已远在北大荒劳动。粉碎“四人帮”，党中央拨乱反正，我们才能在首都重新见面。我们的友谊是从一九三二年她第一次把小说《法网》交我编入“一角丛书”开始的。但最有历史意义的是在她被捕后的一九三三年，我把她未完成的长篇《母亲》编入“良友文学丛书”出版了。

一九三一年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把孩子送给湖南的母亲扶养，回到上海时，已经有了这部小说《母亲》的腹稿。她经常向“左联”同志提起，她自己家里那个大家庭衰败和分化的情形，正是封建地主阶级没落的过程，而她的母亲恰恰是前一代革命女性的典型。但由于革命工作的牵制，迟迟没有动笔。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党的江苏省委宣传部委托楼适夷主持创办《大陆新闻》日刊，约丁玲写个长篇连载，她才决定动手写《母亲》，预计每天刊一千字，十个月可以登完。不料小说发表不到二十天，日刊被迫停刊。但在该刊上发表的作者给楼适夷的一封信，叙述作者创作的动机和打算，是研究这部小说的珍贵资料（我后来把它全文刊在《母亲》再版本之前，未得作者同意，擅自用了“代序”的名义）。

一九三二年秋，我筹备编辑“良友文学丛书”时，知道作者有这部长篇的写作计划，便向她约稿，她答应了。考虑到丛书的篇幅，作者又变更了原定计划，把长篇分成三部曲，准备分出三册。作者回忆说：“《母亲》原打算写三部，详细的计划，我现在忘了。可能第一部写她从大家庭里走出来完成她的学习。第二部写她从事教育后的一些建树，直到一九二七年。第三部写她在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的缅怀和向往，以及也频牺牲后又如何为我们抚育下一代。”当时她每写完一章就把原稿送给我。到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们已拿到四章约八万字，原来计划再写二三万字即可成书，不料五月十四日，作者突然在昆山路寓所与潘梓年同时被国民党特务绑架走了。

我们那天当然没有直接谈到关于被捕的事，但对当年营救最力者是什么人的问题，丁玲同志感慨系之地对我说：“过去有些书上的说法，似乎“左联”没有管我而是另外的什么人在营救我，这不合乎事实。你可问问楼适夷，他最清楚。”我留京期间，曾和楼适夷同志作了一次长谈。他告诉我，营救丁玲的事都是党主持的。由民权保障同盟出面，组织了丁潘营救委员会，适夷代表“左联”参加这个组织，曾在南京路大三元粤菜馆招待记者，宣布向国民党要人，也登过报。带头的有柳亚子、鲁迅、杨杏佛等，而以杨杏佛出力最大。那时一切商议都在李达家进行，李达爱人王会悟是丁玲的好友。适夷还谈到当时请外籍进步记者伊罗生和史沫特莱写报道，发消息给上海的西文报纸和国外进步刊物；同时发动上海的进步舆论界掀起一股抗议的宣传高潮。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矢口否认的卑劣手法，当时有过这样一个设想：把丁玲的母亲从湖南接来上海，向法院正式起诉，可惜这件事没有如愿完成。不久，带头绑架丁玲的特务头目马绍武被我们派人打死在马路上，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轰动。适夷最后对我说，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可在当时报纸上找到。

我回上海后，得到两位文学青年的协助，很快把需要的材料都弄到手了。丁玲被捕后，上海各报都无报道，五月十七日，英文《大美晚报》第一个揭露这条消息。五月二十三日，各报都刊登了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陈望道、柳亚子、林语堂、邹韬奋、叶圣陶等三十八人联名电京营救丁、潘的电文。六月十四日，中文《大美晚报》报道说，蔡元培、柳亚子等诸人已组织了丁潘援救委员会，进行调查宣传。六月十五日，《时事新报》记者访问了蔡元培、杨杏佛二氏，据杨杏佛谈：“外传鄙人等业已组织援救团，实际尚未成事实。丁潘二人现时究在何处，尚未得确实下落，因而无从着手援救，且援救亦须先待丁潘二人家属来沪，委托律师方可进行。……”同一天的上海各报，却在显著地位刊登了一则惊人消息：马绍武已在昨晚被击毙命，露尸街头。中文《大美晚报》详细介绍了马绍武是上海公安局督察员，昨晚他坐自备汽车去三马路小花园某妓院弄口，被中三枪，立即毙命。他坐的汽车牌号是4223号，报馆还接到一位读者电话揭发，丁玲被捕那天停在昆山路昆山花园路七号门口的汽车，挂的正是这同一牌号。这就充分证实楼适夷那天的谈话完全是有根有据的。

两天以后的六月十八日，杨杏佛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二十日杨杏佛追悼会在万国殡仪馆举行时，盛传鲁迅先生也已被列入黑名单，但他毫无惧色，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与许寿裳同去吊唁。查《鲁迅书信集》载六月二十六日鲁迅致王志之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那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其实，在上海，失踪的人是常有的，只因为无名，所以无人提起。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到了暗杀。”^[1]这是在鲁迅的书信集和日记中第一次提到丁玲被捕的事。其实这时，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把她秘密地转移南京，不宣布，不审问，一直把她幽禁在那里。虽一度盛传被害，但慑于国内外进步舆论界的威力，国民党反动派始终未敢下此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