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鲁迅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同意编选后，从一月二十四日“开手”读作品，二月二十日《日记》记有：“夜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丙引言开手。”现在从《书信集》中我第一次看到他那几天写给其他友人的书信，说明在这短短的一个时期里，鲁迅为了此书是花出了极大精力和全部时间的。二月二十四日给杨霁云的信上说：“近因经济上的关系，在给一个书坊选一本短篇小说——别人的，时日迫促，以致终日匆匆未能奉复，甚歉”。[40]二月二十六日给叶紫的信中又说：“我因为给书店选一本小说，而且约定了交卷的日期，所以近来只赶办着这事，弄得头昏眼花，没有工夫”。[41]今天读到这些话，又想到当时他实际已在重病中，对他那种认真负责、全力以赴的工作态度，更受感动。到二月二十六日，《日记》上记有：“上午寄赵家璧信并所选小说两本。”这一天给我的信上是这样说的：
送上选稿三分之二——上、中两本，其余的一部分，当于月底续交。序文也不会迟于三月十五日。
目录当于月底和余稿一同交出。
计算一下日子，就可见工作进度之迅速。仅仅隔了两天，二月二十八日，鲁迅又亲自到良友公司送稿来了。
良友图书公司在北四川路八五一号，离鲁迅所住大陆新邨虽很近，但他为避人耳目，不大外出的；而且当时身体也不很好。我记得那天还是冬末春初，他穿了一件深色的棉长袍，戴了一顶呢帽，穿着一双橡胶鞋，手中拿着一个用日本花巾包的东西。他打开花布包，就是一束折叠得整整齐齐的选稿，这是选稿的最后一部分。这一天，离开他答应担任编选《小说二集》后还不到两个月时间。现在从《日记》上看，年底前，他旧病又复发了一次，每晚都有低温。在“久病初愈，医生禁止劳作”的日子里，为了使后代文学青年看到五四以来十年间一部分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而忘我地劳动，很快把《小说二集》的选材工作全部完成了。那天我双手捧到选稿时，心中不知应当说怎样感谢的话才能表达我当时的真情实感。在他殷切地询问“大系”其他各卷的进程后，忽然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一封信交给我。他说：“怕见不到你，所以写了这封信准备留交，你慢慢看吧。”其实他既写了信，完全可以邮寄；就是为了郑重起见，还是亲自送来。如今回忆，百感交集。这天《日记》上这样记载：“访赵家璧并交小说选集稿，见赠《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一本。”这里说的书是当时新出版的我的一个译本。
《小说二集》所选作家的作品，每人最多选四篇，少者选一二篇。对于有些作家的作品，鲁迅考虑到有被审查官抽去的可能，便多选了一些供编辑者补充。他替编辑者设想的周到，真正做到无微不至。二月二十八日面交的一封信里，就有这样一段话：
小说的末一本，也已校完了，今呈上，并目录一份。
其中，黎锦明和台静农两位的作品，是有被抽去的可能的，所以各人多选了一篇。如果竟不被抽去，那末，将来就将目录上有×记号的自己除掉，每人各留四篇。
此外大约都没有危险。不过中国的事情很难说，如果还有通不过的，而字数上发生了问题，那就只好另选次等的补充了。其实是现在就有了充填字数的作品在里面。
我们原来的计划是等每一本选稿都齐了便把导言和选稿一起送审。但鲁迅在三月六日给我的信上替我们出了个好主意。信中说：
序文的送检，我想还是等选本有了结果之后，以免他们去对照，虽然他们也未必这么精细，忠实，但也还是预防一点的好罢。
此后，我们就按照他提醒的那样去做，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种有意扰乱敌人的耳目，避免作品受到审查官的宰割，正是对敌斗争的一种策略。根据我的记忆，《小说二集》选材送审后，抽删情况并不严重。倒是因为选材分量已超过计划规定的篇幅，我们后来要求编选者减少了一些选材。五月十日夜鲁迅给我的信上说：
小说稿除原可不登者全数删去外，又删去了五篇，大约再也不会溢出预算页数之外的了。
所以现在的《小说二集》里，台静农的四篇都保留，黎锦明的留下三篇。这本集子，共选三十三位作家的五十九篇作品，约共四十五万字。
选材中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向培良的作品。向培良是鲁迅领导的《莽原》的撰稿人。鲁迅对这个文学青年一直热情帮助，谆谆指导。他的第一个短篇集《飘渺的梦》就是由鲁迅编选列入“乌合丛书”，与《呐喊》《彷徨》同时出版的。到一九二六年鲁迅离京赴厦门后，向就与高长虹结成一伙，到上海成立“狂飙社”，写文章谩骂鲁迅，后来更走上堕落的道路。但鲁迅在选编本书时，对于向培良在文学创作上前期的某些作品，还是加以肯定。二月二十八日给我信中有一段话提到向培良，信中说：
向培良的《我离开十字街头》，是他那时的代表作，应该选入。但这一篇是单行本（光华书店出版），不知会不会发生版权问题。所以现在不订在一起，请先生酌定，因为我对于出版法之类，实在不了然。
假使出版上无问题，检阅也通过了，那就除去有×记号的《野花》，还是剩四篇。但那篇会被抽去也难说。
后来《我离开十字街头》确因版权问题不能收入，但鲁迅在导言中还是从这本书里摘录了一大段引文，并对作者早年创作的几个短篇下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的这篇导言，在怎样历史唯物主义地对待那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上，作出了典范。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者而言，这是一篇在文学评论方面的重要文献。向培良名下入选三篇，两篇选自《飘渺的梦》，一篇选自《莽原》。对于“狂飙社”另一个主要成员尚钺，本书中同样入选他的两个短篇。
我们原来要求每位编选者的导言一般以二万字为标准，这种要求确实不很合理，所以鲁迅的导言只写了一万余字，而《戏剧集》编选者洪深的导言写了六万字。鲁迅的导言是三月六日夜寄我的。信中说：
序文总算弄好了，连抄带做，大约已经达到一万字，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无论怎么小心，总不免发一点“不妥”的议论。如果有什么麻烦，请先生随宜改定，不必和我商量了，此事前已面陈，兹不多赘。
这段话表示了鲁迅对一个青年编辑的最大信任。每逢重读这封信，就自然而然地回想起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那天在内山会客室谒见他时那幕紧张而动人的情景。更深切地感到鲁迅对国民党审查机关抱着绝不妥协、斗争到底的精神；而对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编辑出版计划，他总是热情帮助，希望它能和广大读者相见。
《小说二集》导言送审后我记得没有什么改动。现在我查阅《日记》和《书信集》，更得到了一个旁证。五月二十四日《日记》记有：“得赵家璧信并‘新文学大系’《小说二编》序校稿。”这说明送审后取回的导言已经付排并打出了校样稿，送给作者自校，准备签字付印了。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的《日记》记有：“上午复赵家璧信并还校稿。”核对这封信的内容，谈的都是别的事，却没有只字提及序文校稿。但二十四夜，他另有一信写给郑伯奇，信中说：“下午得赵先生信，云将往北平，有事可与先生接洽，并有《小说二集序》排印稿二份。这序里的错字可真不算少，今赶紧校出寄上，务希嘱其照改为托。否则，颇觉得太潦草也。”[42]信末还有一行附言，说：“附校稿二份”。可见改正后的作者清样稿是寄给郑伯奇的。但也足以说明作者看了序文校稿后，除发现有技术上的错字外，并未对序文内容提出什么意见，证明序文是保持了原来面目，只字未被删改的。
六月二十八日，《日记》上记有：“上午得赵家璧信并‘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十本。”这一天，几经周折的《小说二集》终于出版了。如果从一月二日算起，历时约六个月；如果从鲁迅“开手”编选算起，约共五个月时间。关于鲁迅和“大系”的关系，还有一件小事值得补充。十卷本“大系”每出一卷，我们都于次日邮赠鲁迅一册，所以从《日记》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卷的出版日期。由于这套精装本的顶上统一加刷天蓝色，使它和封面色彩起协调之感，而我们最先送给他的第一本出版的《小说一集》未及加色，还是白边的，因此七月十二日他给我的信上说：
前蒙允兑换《小说一集》之顶上未加颜色者，今送上，希察收换给为感。
记得许广平在《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一文中，曾提到过类似的事：“他对于书的看重，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偶然收到一本装订不大齐正的，他一定另外托人再买一本较好的换过”。[43]大家都知道鲁迅对书籍装帧是极为重视的。他书架上的书都排列得整整齐齐，这从在景云里住所所摄的照片上也看得很清楚。这虽是生活琐事，也反映了他那种对待书籍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