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时在我家一个书柜里，塞满了一九四九年前著名作家写给我的无数封书信，已编成未发排的原稿，已打出的清样，和其他各种的文献资料。那一年，旧知识分子的头脑，正被一股暖人的春风吹得有些飘飘然。《人民日报》（文艺版）编辑姜德明，和我素不相识，他大约从年轻时就喜读“良友”版、“晨光”版的文艺书，特别想起那十巨册的“大系”吧，忽然写信来要我谈谈有关“大系”的回忆文章，并为我出了一个非常吸引我的题目：《编辑忆旧》。我打开书柜，找了几封信，几件资料，率然写了两篇：一篇关于“大系”，另一篇关于因抗战爆发而没有完成的姊妹篇“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三月二十日前后陆续见报时，上海文艺界正在举行“宣传工作会议”，不久，反右斗争扩大化的狂风暴雨自天而降，真似雹碎春红，霜凋夏绿，我虽侥悻没有跌入万丈深渊，从此再也不敢怀古忆旧了。

“十年浩劫”一开始，我被所在单位红卫兵最早责令靠边。贴我的头几张大字报中，就有把《编辑忆旧》说成是我“一贯颂古非今、妄图复辟”的大毒草。随后，把我一书柜的书信文稿和文献资料全部抄走，至今不知去向。“四人帮”被粉碎后的一九七八年，《新文学史料》创刊前，编辑部同志来沪向我组稿。我开始婉言谢绝，迫不得已，把《人民日报》那两份剪报交了出去，聊以塞责。并且郑重声明，我一字未改，仅加了一个人名以明责任。那篇文章一开头，我已申明：“一九四九年后，很多人建议把“大系”重印。我认为原版重印，似无必要。”所以不怕再有人抓我辫子，我已把“大系”根本否定了。如今回顾，我那种生怕再惹是非的心情，恰如惊弓之鸟，可笑亦复可怜（该文分刊于该刊第一、三两辑）。

严冬过尽，阳光普照，文艺园地，春气盎然。一九七八年末，上海文艺出版社负责同志来舍正式征求我重印“大系”的意见，我不必作什么违心之论，再说重印“似无必要”等话了。而且一九六二年，香港一家出版社已擅自翻印过一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这个决定我完全拥护。我在一九七九年的《读书》第二期上，迫不及待地向全国读者透露了这个好消息。

一九八〇年六月底，上海《文汇报》笔会编辑部从出版社打听到“大系”有重印的消息，来信约我“写篇文章谈谈当年编辑这部书的轶事”，我就欣然命笔。可是文章迟迟不见报，向有关方面一打听，才知“大系”虽得重印，又经历了一段曲折。我的千字短文，被拖到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才发表^[1]。“大系”十卷影印本，终于在一九八二年全部出齐，公开发行。印刷周期虽长了一点，装帧、用纸和印刷质量都是上乘的。

我在一九五七年的《编辑忆旧》里，第一部分谈了“大系”的编辑过程，寥寥千字，极为简略。又曾于一九七七年为《山东师院学报》写过一篇专谈鲁迅如何编选“大系”小说二集的回忆文章，后经两次修订，始终仅涉及“大系”中一卷书。朋友们鼓励我可把编“大系”的全过程写下来，我也认为时间已经成熟，而茅盾《回忆录》第十七、十八两章的发表，其中涉及茅盾编选“大系”小说一集的经过，更对我起了促进的作用。

我又想到当年曾编印《大系样本》一册，作为广告宣传之用。内载总序作者写的提要和十位编选者所写十篇《编选感想》的手迹，除鲁迅的以外，其余九篇，均未正式发表。这些文献资料，对研究现代文学史，或进一步研究“大系”的读者，有参考价值。因为其中有的是编选者在开始酝酿期间的原始思想记录，说明他将如何进行编选，现在就可与成书对照比较；有的表达了对出版“大系”的看法和希望；也有些从中反映了当时文坛上的某些论争。我现在边回忆边撰写时，把它们分别插入有关之处，以存其真。

本文先说说我开始怎样想的；再说几位前辈作家怎样帮我做的；十卷书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能顺利出书；最后介绍出版后的各种社会反应。附带说说抗战末期组织第三辑续编的经过，还附一份茅盾选的小说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