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年十二月底，却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收到鲁迅一封信，信上说：
“新文学大系”的条件，大体并无异议，惟久病新愈，医生禁止劳作，开年忽然连日看起作品来，能否持久也很难定；又序文能否做至二万字，也难预知，因为，我不会做长文章，意思完了而将文字拉长，更是无聊之至。所以倘使交稿期在不得已时，可以延长，而序文不限字数，可以照字计算稿费，那么，我是可以接受的。
读完这封信，我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大系”既获得鲁迅参加编选，实现这个计划就指日可待了。
但是第二天，二十六日，《鲁迅日记》上写着：“寄赵家璧信。晚河清来。”据黄源（河清）后来向我谈起，他那天晚上去见鲁迅，就是去告诉他关于原来准备发表在《文学》四卷二期上的《病后杂谈》，被审查官删得只存四分之一的事。鲁迅对审查机关的“明诛暗杀”无比愤慨，因而对敌人的阴谋诡计，坚决斗争到底。当晚就给我写了一封拒编《小说二集》的信。这封信原信上写的是十二月二十五夜，我过去也一直认为是同一天给我写了两封信，表示接受的一封是早上写的，拒绝编选的一封是晚上写的。经黄源一说，再查《日记》，证明作者在盛怒之下，把日子误写了。应当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夜。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早上寄奉一函，想已达览。我曾为《文学》明年第一号作随笔一篇，约六千字，所讲是明末故事，引些古书，其中感慨之词，自不能免。今晚才知道被检查官删去四分之三，只存开首一千余字。由此看来，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之意，而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章。
我因此想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当送检所选小说时，因为不知何人所选，大约是决无问题的，但在送序论去时，便可发生问题。五四时代比明末近，我又不能做四平八稳，“今天天气，哈哈哈”到一万多字的文章，而且真也和群官的意见不能相同，那时想来就必要发生纠葛。我是不善于照他们的意见，改正文章，或另作一篇的，这时如另请他人，则小说系我所选，别人的意见，决不相同，一定要弄得无可措手。非书店白折费用，即我白费工夫，两者之中，必伤其一。所以我决计不干这事了，索性开初就由一个不被他们所憎恶者出手，实在稳妥得多。检查官们虽宣言不论作者，只看内容，但这种心口如一的君子，恐不常有，即有，亦必不在检查官之中，他们要开一点玩笑是极容易的，我不想来中他们的诡计，我仍然要用硬功对付他们。
这并非我三翻四覆，看实情实在也并不是杞忧，这是要请你谅察的。我还想，还有几个编辑者，恐怕那序文的通过也在可虑之列。
同一天晚上写给萧军信中所说：“这几天真有点闷气。检查官们公开的说，他们只看内容，不问作者是谁，即不和个人为难的意思。……其实他们是阴谋，遇见我的文章，就删削一通，使你不成样子，印出去时，读者不知底细，以为我发了昏了”，[39]指的是同一件事；在以后几天写给友人书信中还多次提到。我收到此信时，犹如晴天霹雳，这对我来说，不是事败垂成吗？“大系”组稿工作，历尽艰辛，终告解决，现在一切有关广告、印刷、发行等工作都已安排就绪；如果鲁迅不参加编选，更将影响其他几位编选者，整个计划势必功亏一篑。但我从来信后半部分的语气中看出，鲁迅的拒绝编选还是从关怀“大系”的出版前途出发的；虽然在如此激怒的情绪下，还在为我们设想考虑。这使我感觉到还存在着一线生机，也鼓起了我百倍的勇气再次去谒见他。想到郑伯奇是介绍我认识鲁迅的，是鲁迅信得过的老朋友，当时正在“良友”编文艺刊物《新小说》，我和他商谈后，他答应陪我同去内山书店一行。
我在年底前用电话同鲁迅约定元旦假期去看望他。从一九三四年过渡到一九三五年的那几天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忧心忡忡，因为应允与否两者都有可能。我记得大约是一月二日去的，可惜《日记》上并无记载。但那天谈话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们还是在内山的会客室里相见。我紧张不安的情绪显然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又把关于审查官如何乱删《病后杂谈》的事更详细地谈了一遍。他担心照此下去，什么好书都不用出了。我们便把迄今为止“大系”的进程坦率地讲了。我们恳切地要求他体谅编辑出版者的苦衷，收回成命。至于将来《小说二集》送审时，选材问题，估计不大，导言方面，我们说，将尽一切力量争取做到保持原作的本来面目。鲁迅思索了很久，最后点头答应了。但是对审查制度的愤懑之情仍然溢于言表。临别之前，他对我们说，将来序文和选稿送审后如有删改之处，可由我们代为决定，不必再征求他的同意了。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后，又说明如果送审后有什么重大的变动，还是要取得编选者本人同意的。
两天之后，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的《日记》上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寄赵家璧信。”其实这封信是写给我和郑伯奇二人的。内容很简单，说：
先想看一看《新青年》及《新潮》，倘能借得，乞派人送至书店为感。
因为那天是郑伯奇陪我一起去见他的，所以这封信写给我们两个人。为了帮助一个青年编辑实现他的一个编辑计划，鲁迅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使这套“大系”有了如愿出版的可能。
一月八日，《日记》上记着这样一句话：“得赵家璧信并编《新文学大系》约一纸。”出版合同随即签订了。两天后，正巧编选《散文二集》的郁达夫从杭州到上海，良友编辑部同人约请鲁迅和郁达夫在北四川路味雅粤菜馆便饭。十日的《日记》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午达夫、映霞从杭州来，家璧及伯奇、国亮延之在味雅午饭，亦见邀，遂同广平携海婴往。”在创造社成员中，根据我的接触，鲁迅与郁达夫、郑伯奇两人是有深厚的友谊的。经过这番周折，此后“大系”的编辑出版工作，就按原计划迅速顺利地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