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郑伯奇在良友图书公司

“四害”^[1]横行、天昏地黑的日子里，在“干校”劳累一天，晚上并不一定能得到好睡，更深半夜常常会突然醒来，从杭州湾传来的阵阵浪涛，隐约可闻。于是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三十年代文艺界的一些老同志、老朋友的音容笑貌，一个接着一个地显现在雪白的帐顶上。有的知道早已含冤去世，不在人间了；有的听说还处于“四人帮”爪牙的魔掌之中，在继续受苦受难；更多的是五六年音讯全无，远隔重山，生死不明。这后一类朋友中，经常怀念的是三十年代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共事四年的创造社老作家郑伯奇同志。他世居西安甜水井，一九七二年四月我从“干校”回家，隔两年，才通过住在西安的另一位老友，打听到他幸还健在，立刻和他通了信，但也仅止于相互告慰，同庆幸存而已。一九七五年，为了鲁迅著作注释本上一个有关的注释通过几次信。粉碎“四人帮”后，大家都又忙起来，信也少了。今年一月初，突然接到“西安甜水井郑”来信，我以为伯奇又写信来了，读完信，才知他已瘫痪近年，最近心力衰竭，生命危在旦夕，弥留期间，神志尚清，想起我这个四十多年的老友，因而嘱咐他女儿代他来信问候，并向我表示，将来若有机会去上海，当谋一面，重叙旧情。我有一年多未和他通信，想不到他病得如此快，如此严重。从来信语气中，预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我便立即写了封信给伯奇，除了慰问病情外，情不自禁地抒写了一大段向他恳切感谢三十年代对我的教诲和帮助的心里话。因为最近我把我在良友图书公司担任文艺编辑期间的有关史料写下来，每次构思、动笔，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伯奇，写到伯奇。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没有伯奇，我不可能走上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道路；如果没有伯奇，“良友”也不可能出版那么多当时曾发生过一定影响而至今还受人称颂的文艺作品。我相信他会看到这封信，至少他的儿女会在病榻旁边念给他听的。可惜这是我们之间最后一封信了。

从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战争爆发后，我们就从上海各奔东西，从此音讯隔绝。直到一九五〇年冬，才在北京前门旅舍匆匆一见。一九六〇年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在北京举行，我和他同住一所宾馆。白天一起出席大小会议，晚上一起参观观摩演出，二十多天里几乎朝夕与共，经常促膝谈心，重温了三十年代在“良友”并坐共事的欢乐日子。临别前，我们还在宾馆花园里并坐在一条石凳上合影留念。我原有乘身体尚健去古城一游的打算，同时看望几位老友。不料一月二十五日噩耗传来，伯奇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两人虽然都有重谋晤面的心愿，现在只有我来写悼念文章，以寄托我的哀思了。